他开始跟其他更年轻的人、鼻涕都擦不净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出去玩,他遇到了乌里塞斯· 利马(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发觉这个影响很坏),他开始取笑所有的老朋友,瞧不起他们,看什么都像但丁似的,好像刚从地狱回来,或者不是但丁就是维吉尔本人,这个敏感的孩子,他开始吸大麻烟,那腌臜的毒品,贩卖我甚至都不屑去想的东西。不过,凭良心说,他跟过去一样善良,我知道他依然很善良。所以,我们碰到时(纯属偶然,因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已经不是同一拨人了),他会说你好吗,奥克西里奥,或者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像只猴子般四处跳跃,手里拿一份玉米面豆卷或者一块比萨,总是跟那个叫劳拉· 郝雷吉的女孩在一起,这个女孩漂亮极了,可是心肠却比一个黑寡妇还黑,跟他经常在一起的还有乌里塞斯· 利马和另外一个智利小男孩费里佩· 穆勒,有时我甚至也跑到他们一伙里去,但他们说的全是格里格里科[7],就像《跳房子》里的人那样,你能看得出,他们喜欢我,能看得出他们知道我的分量,可是他们讲格里格里科,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凭这点最终还是把我拒之门外。不让人觉得他们在嘲笑我!他们听我的!可是我不会讲他们的格里格里科,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又不放弃他们的俚语。那些被人遗弃的可怜的孩子。情况是:没有人想要他们。或者说谁也不把他们当回事。或者有时你会有这种印象:他们太高估自己了。一天有人对我说:阿图罗· 贝拉诺离开墨西哥了。接着又说:但愿这次他不再回来。对此我实在很恼火,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他,我没准还斥责了说这话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可我最关心的是打听他去哪儿了。然而谁也说不准:说去澳大利亚、欧洲、加拿大,什么地方的都有。接着我开始想起他来,开始想到他的母亲,那么宽宏大度,开始想到他的妹妹,想起我们在他家做肉馅卷饼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次我做了面条,为了晾干,我们在厨房、在餐室、在亚伯拉罕· 冈萨雷斯大街上的那间小小起居室里,到处都挂上了面条。我什么事都忘不了。他们说这是我的毛病。我是所有墨西哥诗人的母亲。1968 年,当狂暴的警察和军人开进大学时,我是惟一坚持到底的人。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系里,关在卫生间里,长达十天、十五天不吃东西,具体几天我想不起来了。陪伴我的只有一本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书和背包,穿着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皱巴巴的蓝裙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去想而又想。可当时我却无法回想阿图罗· 贝拉诺,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坚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狱(或许驱逐你回蒙得维的亚,因为你天生永远收拾不好自己的证件,你这个傻瓜)他们会唾你,会揍你。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坚持下去。抵抗饥饿和孤独。我先是坐在马桶上睡了几个小时,就是这一切开始时我正坐在上面的那个马桶,虽然人已极度虚弱,我还是相信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可是睡在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后我索性蜷缩在地板砖上睡。我一个劲地做梦。不是噩梦。而是音乐般的梦,透明的质疑之梦,还梦见光亮安全的飞机在寒冷、明媚、湛蓝的天空上横穿拉美大陆。我醒来时人已经冻僵,而且饥肠辘辘。我向窗外望出去,卫生间的那扇小窗户外面,在拼图般的校园残片中,我看到了新一天的清晨。那天早晨我在哭泣和感谢天国的上帝声中度过,在这样的天国,谁也不会断水。千万别生病,奥克西里奥,我对自己说,喝你能弄到的所有的水,但千万别生病。我脊背靠着墙滑到地板上,我又打开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书。我闭上眼睛。我大概睡着了。后来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又藏进格子间(那个格子间就像我永远不曾拥有过的小卧室,那个格子间就是我的战壕和我的杜伊诺宫,我在墨西哥的主显节)。接着我又开始读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诗。然后我又睡着了。
荒野侦探 04
荒野侦探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