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最糟糕的事，但至少让他留在了家里。他讨厌这样。他讨厌每天早上在同样的房间醒来，看见同样的人，做些同样的事。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一直把家作为加油站。一个流动的爸爸，家只是他去往另一个地方的中转站，为了一个模糊的目标而工作。是什么驱动着他？不是钱；我们有钱。我们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几辆车，后院还有游泳池；好像没有什么我们真正买不起的东西了。也不是为了升职——他有自己的公司。是比这些都重要的东西，但是究竟是什么，我说不清。就好像他生活在一种不变的渴望中；到达那儿，无论是哪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战斗，以及再后来的战斗，这场战争永无止境。所以他不停的工作再工作。他每次都要离开好几周，去纽约、欧洲或日本，并在某个奇怪的钟点回来，比如晚上九点，倒上一杯喝的，占据他的椅子以及有名无实的“一家之主”的头衔。而且他总是有些精彩的故事要讲。
“在名古屋，”某个这样的晚上，他到家以后说，母亲坐着她的椅子，父亲坐着他的，而我坐在他脚边的地板上，“我看到一个两个脑袋的女人。我向你们发誓。一个美丽的双头日本女人，她非常优雅非常美妙地作了茶道表演。你真地没法说清哪个脑袋更漂亮。”
“根本不存在双头女人这种东西。”我说。
“真的吗？”他说，用眼睛逼视着我，“这是十来岁就见多识广的小先生说的，非常感谢你。我认错。”
“真的吗？”我说，“两个脑袋？”
“而且千真万确是位女士，”他说，“实际上是个艺妓。她大部分时间都隐居着学习艺妓界复杂的传统，极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这样就能解释你的怀疑了。我非常幸运，通过一连串生意朋友和政府门路得以进入深闺密室。当然，我必须假装完全不觉得她有什么古怪之处；假如我动一动眉毛，都会成为载入历史的羞辱。我仅仅像其他人一样接过我的茶，低声说了一句‘ども’，就是日语谢谢的意思。”
他做的每件事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家时，他就失去了在外时的魔力而变得平凡起来。他会喝点儿小酒。他不会生气，但是会消沉而失落，仿佛掉进了一个洞里。在家的第一个夜晚，他的眼睛如此明亮，绝对是在黑暗中放光，但是几天以后，他的眼睛就变得疲倦不堪。他开始看起来像缺了点什么他独有的元素，这让他很难受。
所以他不是死亡的最佳候选人；这使得呆在家里甚至更糟糕。开始他试图通过给世界上各个奇怪的地方的人打长途电话来改善情况，但是很快他就病得连这些都做不到了。他变成了一个人，只不过是个人，没有工作的人，没有故事可说的人，我意识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你知道现在我想要什么吗？”一天他对我说，对于一个据本奈特医生说我可能很快就再也见不到的人来说，他看上去还不赖，“一杯水。可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