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瑙曼于1970 年创作了一系列精心裁剪的照片，照片中的他通过拉扯自己的嘴唇、面颊和脖子来扭曲自己的脸。这些荒谬的行为似乎没有超出自恋的范畴，也没有超出对身体和个体行为的迷恋——这成为当时布鲁斯·瑙曼在录像作品中持续探究的主题。
早在20 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者和欧洲现代主义者就做过同样的尝试和探索，他们运用蒙太奇、双重曝光、拼接、变形镜头和模糊对焦等方式隐晦地展现自我的不同侧面。
身体，尤其是裸体，能够最直接地表达“性”和“性别认同”主题。传统上具有消极含义的裸体如今拥有了更为复杂的含义。但即便如此，艺术家在描绘女性裸体时，仍难以摆脱长久以来所受到的“男性凝视”（male gaze）的压迫：女性主义艺术家海伦·查德维克（Helen Chadwick，1953 ～ 1996）、乔·史彭斯（Jo Spence）和汉娜·威尔克（Hannah Wilke） 因在作品中裸露而遭到严厉批评，起初她们的作品并未被理解为是对“男性物化女性”的颠覆。这些艺术家，和20 世纪70 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都认为：裸体是一种解放，它使女性从负面的影响中走出来，既而回归自己的身体。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这种观点遭到了指责，因为它将身体视为某种文化符号。男性裸体在作品中的出现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震惊，它们在对“性”和“性别”的描绘上大胆而暧昧，这在皮埃尔·莫里尼埃（Pierre Molinier，1900 ～ 1976）、约翰·欧莱利（John O'Reilly，1930 ～ ）、阿努尔夫·雷纳（Arnulf Rainer，1929 ～ ）、于尔根·克劳克（Jürgen Klauke，1943 ～ ）、卡洛斯·莱贝（Carlos Leppe，1952 ～ ）和乌尔斯·卢斯（Urs Luthi，1947 ～ ）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身体的边界究竟在哪儿”是一个对摄影师有着持久吸引力的命题，他们很早便开始使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对外貌进行变形改造。法国彩色摄影先驱L. D. 奥红（Louis Ducos du Hauron，1837 ～ 1920）于19 世纪末创作了一系列自拍照片，他通过翻拍底片的方式将自己的脸滑稽地拉长或压扁，仿佛置身于一个满是镜子的大厅中。如今，摄影师对改变身体外形的兴趣依然不减，他们着迷于用技术使身体突破大众所能接受的极限。然而，当代艺术家在对身体进行改造时会更为直接地对“自我”进行质疑，他们会借助科技手段从物理上改变自己的外貌特征。
澳大利亚艺术家斯迪拉克（Stelarc，1946 ～ ）和享有“变色龙”之称的法国艺术家奥兰（Orlan，1947 ～ ）是极端激进的身体改造者，他们借助假肢、机器人和外科手术去挑战人体的极限。通过运用自己的身体，两位艺术家始终在质疑“人之为人”的意义究竟何在。有趣的是（或许讽刺的是），在他们孜孜不倦地对身体的可塑性进行探索的同时，他们的“自我”变得更为清晰。无论艺术家如何不断地运用身体去质疑“人的意义”和寻找“自我的位置”，“自我”的存在永远都无法离开人体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