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圣人与罪人
在摄影相对来说并不算长的历史中，有一段时期自拍照尤为盛行。包括19 世纪后期（伴随着技术进步以及摄影被当作一种国家工具）、20 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时期）、20 世纪70 年代与80 年代早期（结合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种族、性与性别问题的探讨）以及20 世纪90 年代和21 世纪初（这一时期中许多艺术家和摄影师在更为全球化的语境下隐喻地表达了民族认同的问题）。
19 世纪下半叶（摄影术突飞猛进的时期），欧洲出现了两种风格不同的自拍照，它们都运用了角色扮演或装扮技巧。一种风格并不华丽，照片中的艺术家摆出一副学者的样子，他们通常坐在桌旁读书，或在四周摆设大量私有物品以显示他们的富足。另一种风格则高度戏剧化，照片中的人物身着精心制作的服装假扮成某个角色。
英国摄影师弗朗西斯· 弗里斯（Francis Frith，1822 ～ 1898） 和罗杰· 芬顿（Roger Fenton，1819 ～ 1869）、法国人像摄影师纳达（Nadar，1820 ～ 1910）、摄影师夏尔勒· 内格尔（Charles Nègre，1820 ～ 1880）、作家皮埃尔· 洛蒂（PierreLoti，1850 ～ 1923）、画家亨利·德·图卢兹- 罗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1864 ～ 1901）以及美国人像摄影师拿破仑·萨洛尼（Napoleon Sarony，1821 ～ 1896）所创作的自拍像或自画像，都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兴盛富足以及他们对财富的炫耀。伴随着殖民主义、浪漫主义、旅游业“黄金时代”的到来以及人们对异国情调的狂热追捧，这些肖像作品初看或许带有某种娱乐性，但实际上却揭露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并且体现了人们对异国异族等“他者”的浓厚兴趣。它们的创作初衷并没有恶意，只是出于娱乐的目的，但这种对异国情调的痴迷以及文化和种族所导致的偏见在无形之中使其拥有了极为罪恶的一面：科学客观的相机与伪科学的颅相学的结合衍生出一套将人按照“类别”进行划分的规则和系统，继而引发了优生学实验以及通过种族和字数实现的社会控制。
卡斯提格里昂女伯爵（Countess de Castiglione，1837 ～ 1899）在其肖像照中塑造的多个女性角色与同时期许多男性摄影师镜头下盛装打扮的人物角色相比更具挑战意味。在长达40 年（1856 ～ 1895）的合作中，摄影师皮耶森（Pierre-Louis Pierson，1822 ～ 1913） 为女伯爵拍摄了400 多张精美绝伦的肖像照片。照片中的她身着华丽的服饰，装扮成各种历史人物、神话人物和艺术史中的人物。随着女伯爵的衰老，这些照片愈发显得古怪，甚至带有某种欺骗性和迷惑性，最终她只允许摄影师拍摄自己身体的局部。但一张展露了她浮肿、衰老的双脚的照片似乎告诉我们：她并非爱慕虚荣，她清楚地意识到美丽的无常与易逝以及死亡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