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戈达接着解释说，迁移是永久性的。囚犯获释之后仍将继续留在原地：“我们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迫使获释的囚犯留在北方，从而增加我国边远地区的人口。”
囚犯可以变成移民的主意不是后来想到的。当扬松委员会正在绞尽脑汁时，苏联政府的另一个委员会也已开始对北方边远地区的劳动力危机进行调研，提出了以派遣失业者或中国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多种建议。两个委员会在同一段时间寻找同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为了完成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苏联需要大量煤炭、天然气、石油和木材，所有这些资源都可以在西伯利亚、哈萨克和北方边远地区找到。为了购买国外的新型机器，国家还需要黄金，而地质学家刚刚在东北边远地区的科雷马河流域发现了金矿。尽管气候温寒冷、生活条件原始而且难以进入，这些资源必须以极快的速度开采出来。
在当时各个部门之间激烈竞争的风气驱使下，扬松最初提出建议，由他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接管集中营体系，同时建立一批林业劳改营，以增加木材——这是苏联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出口。也许因为所有人都不想让扬松同志及其司法官僚部门控制集中营体系，委员会将这个建议束之高阁。实际上，当这个建议在一九二九年春天突然被重新提出时，扬松委员会的结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委员会提议创建一个新型统一的集中营体系，一个消除了“普通”集中营与“专设”集中营区别的集中营体系。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委员会把这个新型统一的集中营体系的控制权直接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惊人的速度接管了苏联的囚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别处控制着三万名囚犯，约占监狱人口的百分之十，主要关押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它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千人，其预算几乎不到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零点零五。相比之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系统有十五万名囚犯，占用国家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二五。不过，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年间，情况发生了逆转。当其他政府部门不情愿地交出它们的囚犯、监狱、集中营及其附属的工业企业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下的囚犯数量从三万人增加到了三十万人。一九三一年，秘密警察还控制了几百万名“特殊移民”。这些“特殊移民”大部分是被流放的富农，因为禁止他们离开为他们指定的定居点和劳动场所——违者将被处死或逮捕——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苦役犯。到三十年代中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将会控制苏联囚犯劳动大军的全部人马。
为了担负起新的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重新组建了负责集中营事务的特别处，并且将其更名为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定居点管理总局。最后，这个冗长啰嗦的名称将被简化成为劳改营管理总局。从此以后，这个部门的简称“TYJIAT”——最终乃至这个体系本身——将举世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