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八章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7)

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赞同诺思罗普教授说的: 西方哲学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混沌的全体。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佛家又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家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我宁愿叫做静默的哲学。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谁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说是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只讲知识论。但是在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于它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关于这一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给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哲学家或在《理想国》里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形上学》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自己“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岂不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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