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孟子·公孙丑上》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禽兽，就是因为有这“四心”。然而，凭什么说，人都有这“四心”呢？《孟子·告子上》讲：“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孟子·公孙丑上》里还举了一个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这样善良的心理情感就是人性善的基础。
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孟子的逻辑是有欠严密的：其实，没有办法证明人都像孟子所希望的那样有“四心”；也不能保证人之于“味”、“声”、“色”皆有同样的感觉。无论多么不愿意，我们都不能不说，性善论的论证基础是很薄弱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三字经》主要是顺着孟子一脉来讲的。但是，要么是《三字经》的作者没有能够把握孟子的真实思想；要么就是他根据自己对孟子的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将“性（向或趋）善说”推到了绝对化的“性本善”的绝境，那其实已经是谬误了。
正因为《三字经》是最普及的童蒙读物，原本近乎向壁虚造的、在儒家思想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之初，性本善”，竟然也就借势喧腾于人口，并由此深入人心。由“向”偷换到“本”，流波所及，关系极大。既然“性本善”了，那么，《三字经》的首要核心概念道德的“教”与“学”也就几乎成了无的之矢，顿时失去了前提和理由，余下的似乎也只能是技能方面的“教”与“学”了。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和《三字经》所要传达的理念抵牾的。
这一个“本”字，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影响之大，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教授在其名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有非常精当的论述，粗略的大意是：西方传统中，只有上帝是无罪的，人则都是有原罪的。换句话说，人性是恶的，或者有着不可忽视的恶的可能。因此，对谁都不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不能把权力集中起来交付给任何一个人，必须有法制来加以约束。而在中国，由于大家相信或是以为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用某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使得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于是，只要确信找到了一个“圣王”，就应该将一切都无条件地交托给他，哪里还有法制的必要呢？
尽管这里只能做最简单的介绍，但是，难道不已经足够让我们悚然了吗？说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有点担心，接着“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还怎么能够讲下去呢？幸好，紧接下来的“性相近，习相远”是确凿无疑地出自《论语·阳货》的，被戴上了莫名其妙的帽子的《三字经》正是接着这六个字铺陈开去。我想，其实《三字经》就以此两句开头或许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