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二 城市(5)

我问永霞要她宿舍的电话,但她刚来,还不知道号码。她答应给我写信。我们说好两星期后,就在那天上午我们碰头的那个广场上再见。然后她们就消失了。她们才十六岁,在中国最杂乱的新兴城市里四处游荡,没有大人陪着,自力更生。她们是各种坏人的猎物,缺乏生活经验和信息,就这样做着人生的各种决定。她们很想妈妈。但她们也第一次享受着这样的自由自在。

两个星期后,我从北京坐飞机南下东莞,按约好的在广场上等她们。我们说好的,上午十点碰面,但她们可能有各种原因来不了。也许她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加班,没空出来。也许她们觉得不能信任我。也许她们只是忘了,或是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也可能她们已经加入了失踪人员的行列。她们为什么要来呢?我唯一的希望是永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寂寞。”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这时候我知道,她们不会来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她们十六岁,从河南来,关于她们,我所知的仅此而已,包括名字。她们穿花边上衣,紧身牛仔裤,扎着马尾,看上去就像几百万从别的什么地方来东莞打工的年轻女孩一样。那天我再也没心情去认识谁。好几个小时,我在炽热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瞎逛,盯着来往的人群,跟自己说不要过去,因为没有一丁点理由过去说话。如果是一群人,那就很难和她们说上话;如果她们在吃吃喝喝,那就说明她们过得太好,不是我要找的人。看到这么多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打工者真令人丧气。仿佛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完全没有意义。

之后的几个月,我每次来到东莞,都会仔细地看街上打工女孩的脸,希望能再找到永霞和大丽。许多女孩子也会看我,眼神有几分提防,几分狐疑,又或是好奇。东莞有几百万年轻女子,每个人都有值得诉说的故事。我应该从观察她们的脸开始。

2004年2月,我第一次来到东莞。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个年头,绝大多数的外国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也许失去也最多。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什么技能的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女性。看起来这是写作开始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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