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失态的挑衅
由“倭”之演变,顺便也有必要提及日本对中国的称谓。
自古以来,中国有响亮的“华夏”之称,“中土”、“汉土”等亦为日本接受,但到了十九世纪末,“支那”一词却被日本官方广泛应用称呼中国,成为与“清国”区别开来的中国别称。
“支那”的来历与“倭”是两股道,既不原创日本,也不原产中国,此语原本是佛教发祥地印度经书对中国称谓的音译,十九世纪之前,不大被日本使用称呼中国。二十世纪初,原本不含贬义和歧义的“支那”,因为1913年被军国日本指定对中国的统称而沦为蔑称。而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正称,这四个字,日本完全可以作为日语“当用汉字”堂而皇之使用。当时的民国政府也曾多次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对中国使用正称,但狂妄傲慢的日本军政府不加理会,从而激起中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一再抗议和批评。1930年《民国日报》曾发表《日本外交之失态》评论,指责日本当局“国际礼节的失态”, “假使日本人竟毫无理性不肯改变他的态度,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有相当的报答的”,愤然之下,意欲以“倭国”回敬日本。
令日本放弃“支那”称呼中国,是抗战之一战果。日本战败后,作为二战战胜国,中国政府正式照会日本政府,令其禁用“支那”、一律改为中国正称,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亦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碍于战败的事实,日本政府至此不得不服。其后,“支那”这一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学校教科书、媒体中消失。但战后一些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为表达对中国的不屑,依然不时旧话重提,譬如日本“当红阁老”石原慎太郎,在记者会或者政治演说中,动辄以“支那”称呼时下中国。
作为一个资深政治作家,石原不可能不知道“支那”的来历。但他还是一再坚用此称,显然意在张扬对中国的轻蔑。
毋庸置疑,作为政界人物,石原此举实在有悖“国际法礼”。1970年联合国颁布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第三条规定: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国家在外交礼仪上享有平等权利,如国家的尊严应受到尊重,国家元首、国旗、国徽、代表不受侮辱。
且不论石原是否应该以触犯国际法受到裁处,起码从外交礼仪上,蔑称他国无疑属于“失态”与“无礼”。以无礼和失态挑衅他国之人,即便其有宰相之才,也断无宰相之量,如此石原,怎堪一国“大任”?
中日之后的历史反复证明:你怎么称呼对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实力上真正赢得对手尊敬。以称呼之蔑,掩盖现实之怯,其实是一种弱者文化的表征。
现在中日两国政府,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均以“正称”照会对方,就是回归正常心态的表现。至于个别人物,以“旧称”挑动邻国敏感神经,则纯属吸引眼球之出位表演,结果只会反衬出自我精神衣钵中的一个“小”来——凡以“偏狭之量”引导“吾国吾民”者,殊难成就一番“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