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革之际，军权独大，身兼副总统与鄂省都督的黎元洪对此感受颇深，因为他之前曾为新军协统，但在革命后，其所属部队形同瓦解，虽然贵为湖北都督，但无一日不苦于革命骄兵而如履薄冰，难免有切肤之痛。4月10日，黎元洪发表了一篇长达2400字的“上大总统及京外各机关电”，其中提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即“军民分治”。
电文系黎元洪幕僚饶汉祥的杰作，整篇文章用“四六骈文”写成，抑扬顿挫，文采飞扬，其中也不乏传唱一时的佳构警句。文中，黎元洪指出军人当政有“十害三无”，“莽莽神州，不亡于满清之亲贵，而亡于民国之英雄，不亡于专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袁世凯读至此处，不免拍案叫绝--文章来得太及时了！若论实情，黎元洪倒也说得没错，但话题如此直接，不免触动了“革命爆发户”们敏感的神经。
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反对，其理由也很充分，正因为当前社会秩序混乱，如果都督失去民政（特别是财政）大权，那么地方上发生变乱，应对不及，谁负其责？电文中，李烈钧拿出数年前孙中山提出的“三阶段论”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革命方法，原分三期：军政、约法、宪法是也。今日中央政府由军政时期进而为约法时期，各省现状则尚在军政时期中之时。都督一官，日后固不可久存，惟目前决不能骤废。”尔后，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也对李烈钧的主张表示了支持。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胡汉民即与宋教仁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宋认为，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中央如不力矫其弊，势必分裂，而且中央必有大权，国力才可恢复，日本倒幕运动即为殷鉴。胡则认为，中国地大，交通不便，清末实行中央集权，中央有权无责，地方有责无权，遂致清亡；中国变君主为共和，非日本能比；如要实行集权，万一为黠者所乘，我辈何去何从。宋反驳说，你所怀疑的不过是袁世凯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总统权力至微，虽有野心也不得不就范。胡汉民说，内阁制纯依靠国会，而中国国会的基础薄弱，一旦受到压迫，也无力反抗；国会如此，何况内阁？如今革命势力在于各省，而专制之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互为消长，若自为削弱，到时恐后悔不及。两人争论良久，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
胡汉民在电文中明确提出，袁世凯中央政府应授予各省都督以军政、财政两权，以便各省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不仅如此，李烈钧与胡汉民还秘密联络南方各省，企图组织“都督联盟”与袁世凯对抗。在民初内忧外患的情势压迫下，各报舆论对于李烈钧等人的活动颇不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