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批判》直议莫言与诺奖(5)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歇斯底里的疯狂,这种卡通画式的简单,是莫言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特点。例如,在《红高粱》里,余司令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干儿子”(实际是亲儿子):“他拿过一只酒盅,放到我父亲头上,让我父亲退到门口站定。他抄起勃朗宁手枪,走向墙角”;“余司令走到墙角后,立定,猛一个急转身,父亲看到他的胳膊平举,眼睛黑得出红光。勃朗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父亲头上一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一块小瓷片掉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一耸头,那块瓷片就滑到了裤腰里。父亲什么也没说。奶奶的脸色更加苍白。”这样的叙事,显然是对席勒的《威廉·退尔》的简单化模仿。在席勒的作品里,瑞士的民族英雄退尔拒绝向奥国总督盖斯勒用来侮辱瑞士人的那顶“帽子”敬礼。盖斯勒的手下认出退尔就是放走牧人鲁特赫德的人,罪不可赦。盖斯勒在退尔的儿子头顶上放了一个苹果,只要退尔用箭射中苹果,就可以免罪。神箭手退尔一箭射中。最后,盖斯勒死在退尔的箭下,瑞士民族获得了解放。在这个故事里,退尔是被逼无奈才向儿子头上的苹果射箭的,然而,在《红高粱》里,却没有任何人把酒盅放到余司令儿子的头上,并强逼他拿枪射击,--他之所以有如此疯狂的举动,完全出于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冲动,即证明自己的儿子是否“有种”。这种幼稚而疯狂的行为,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中国人看来,都是不合情理、不可思议的。虽然它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格格不入,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毫无关系,但在西方读者的“误读”中,却有可能被错会为《三国演义》中的传奇英雄的壮举,有可能被误解为神秘莫测的“中国性”和倜傥不羁的“中国气质”。

在《檀香刑》的第六章,孙眉娘这样在月光下抒发自己对钱丁的爱情:“鸟,鸟儿,神鸟,把我的比烈火还要热烈、比秋雨还要缠绵、比野草还要繁茂的相思用你白玉雕琢成的嘴巴叼起来,送到我的心上人那里去。只要让他知道了我的心我情愿滚刀山跳火海,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的门槛让他的脚踢来踢去,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胯下的一匹马任他鞭打任他骑。告诉他我吃过他的屎……老爷啊我的亲亲的老爷我的哥我的心我的命……鸟啊鸟儿,你赶紧着飞去吧,你已经载不动我的相思我的情,我的相思我的情好似那一树繁花浸透了我的血泪,散发着我的馨香,一朵花就是我的一句情话,一树繁花就是我的千言万语,我的亲人……孙眉娘泪流满面地跪在了梧桐树下,仰望着高枝上的鸟儿。她的嘴唇哆嗦着,从红嘴白牙间吐露出呢呢喃喃的低语。她的真诚感天动地,那只鸟儿哇哇地大叫着,一展翅消逝在月光里,顷刻便不见了踪影,仿佛冰块融化在水中,仿佛光线加入到火焰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与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经典场景极为相似的画面,但是,让人费解的是,这样的夸张而煽情的告白,既不“真实”,也不“感人”;既无“中国性”,也不“莎士比亚化”;它是对“魔幻”技巧的过度利用,是一种纯粹主观化的虚假描写,并无多少美感和诗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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