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心灵中复活历史
水准线上的历史学家，不是一个憨厚的记录员，而是一个精明的解说员。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在字母A打头的那卷有篇关于食人的文章，相当详细地描写了如何生火、添水和吃人的过程。文章末尾含蓄地提了一句：参见“圣餐”。而在另一卷中“圣餐”的条目下，只有相当正统的天主教关于领受圣餐仪式的说明。但在文章末尾，同样含蓄地提了一句：参见“食人”。
好的历史学家，不会手持喇叭跳出来解说，而是悄悄将意见藏在精心剪裁的材料之中。司马迁特别擅长此道，被后人赞为寓论断于叙事，“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他对项羽的叹惜，对刘邦的蔑弄，对汉武的皮里阳秋，就草蛇灰线般埋伏在大开大合又妙到毫巅的史传叙事之中。
或有人要质疑，历史难道不是纯客观的学问吗？如此肆意主观，是否僭越？其实，在当代，几乎没有史学家再将历史学看作是纯粹客观的科学，而所谓“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也早被证明是无法抵达的乌托邦。历史学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历史学家、历史事实和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成分。历史学家的主观既受时代影响，又受个人经验、智力、心理、思维方式的影响。历史事实同样有主观性。作为历史材料的文献或器物，包含着其作者及其时代的主观；这些材料一旦被史学家所选择运用，又包含着其选择运用者及其时代的主观。我们也承认，有些历史考据的工作，其具体结论可能不受主观影响，比如名物典制、版本纹章、人物生卒、地理沿革等。但这仅仅是史学家应掌握的“基本事实”，而非“历史事实”，它如果不经受历史学家的解释、分析，本身没有任何内在意义。基于上述原因，历史著作也充满主观性，不论叙述结构还是语言形式，史学假设还是推论过程。
我所看重的史书，是历史学家在心灵里使过去复活的著述。这是一种类似“移情”或“投射”的创造。柯林伍德曾比喻说：“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正如牛顿是活在爱因斯坦之中。”
“于心灵中复活历史”的提法，在中国史学家中亦不乏见，他们的说法是“设身”。王夫之说“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戴名世说“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章学诚说“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全祖望为一个前明御史写墓文时，更是充分发挥“移情”能力：“世更百年，宛然如白发老泪之淋漓吾目前。”
要之，历史有其颠扑不破的铁一样事实的一面，也有其变化莫测的时移世易的一面。荷马说，世代如落叶。我们要说，世代虽不能永驻，但只要心灵恒在，则历史长存。这一切，正如里尔克那神光离合的诗句所吟诵的：“世事若将你遗忘，就对安静的大地说：我走了；而对湍急的流水说：我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