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审判之前，他们在法庭的一个角落里碰头。驳回关于种族歧视的指控？他朋友两眼上翻。法官和警察一直在重复着这一流程，他们有很多共同利益。如果琼斯夫人打输了——不可能，但也不绝对，他的朋友如是说——她会丢了驾照，被处以罚款，甚至还会面临最长6个月的监禁。除上述惩罚外，琼斯夫人还必须经受审判和作证带来的焦虑感。
西蒙的朋友与公诉人进行了协商，琼斯夫人将进入无罪申诉辩护（被告不认罪但放弃申辩）。她将得到 6个月的缓刑，但因她是初犯，所以犯罪记录可以在一年后封存。西蒙感到困扰不已：“控辩交易将剥夺她洗去不白之冤的机会。琼斯夫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珍视自己的尊严，对近来受到的侮辱愤愤不平，寄厚望于辩护。”西蒙把控辩交易方案提供给琼斯夫人及其牧师，那位牧师是赶来声援她的，并出庭做她的品格证人。他们讨论了约 10分钟，最后向西蒙征询建议：“你是专家，这也是我们向律师寻求帮助的原因。”
我坚持说，这个决定得由琼斯夫人自己做，我不能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我摆明了利害关系。但是，我最后才提到不利的方面，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可能没有任何实际的不利后果，但在总体上是不公正的。”对此，琼斯夫人和她的牧师起初看起来拿不定主意，但我最后那句话打动了他们。他们一致表示：“我们要的是正义。”
“不要任何交易，”西蒙告诉他的朋友，“她要正义。 ”
“我来跟她谈谈。”他的朋友说。他的朋友领着琼斯夫人和牧师重温了一遍同样的利弊比较，但他最后谈的却是接受审判的不利之处，并详尽地描述了可能入狱一事，而且他没说“总体上是不公正的”之类的话。他说完之后，琼斯夫人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接受控辩交易。
最终，用琼斯夫人自己的话说，她得到了所要的。但西蒙在代表客户利益方面是否成功呢？西蒙现在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也是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让他自己回答则是：不成功。他和他的朋友都没有运用解决此类案件核心问题所需要的实践智慧——找出什么是客户的真正利益。
从课堂的角度来看，决定客户利益看似很简单，但前提是我们仅遵循现代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每个个体都应该自由地选择最佳之事。尊重他人就意味着尊重他人作为理性之人决定自己利益的能力。缺少了这种尊重，则有家长主义之嫌，甚至背上操纵他人的“罪名”。职业道德准则将这一点视作客户的“自主权”。律师为客户服务，要成为他们的拥护者，要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至于拥护什么，选择权在客户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