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观历史长河，邓小平对中国历史发展最为深刻的岁月，是他的最后20年。在夺取政权的历史时期，他是独当一面的战将，而在这20年，他已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主将。
这时他面对的是由三大事件构成的复杂局面：
1.“文化大革命”走到尽头，民怨沸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2.官僚计划经济加专制统治，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的衰朽破败景象已经难以掩盖，几经拖延挣扎，终于在1991年轰然坍塌，东欧诸国跟随苏联的政权应声而倒。瞿秋白的预言不幸言中，“终南捷径”没有找到，“不容你躐级陟登”却成了不争的事实。
3.新兴工业地区——所谓四小龙悄然兴起。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①[①《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
中国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
第一个十年，他毅然运用自己的权威，决定打开国门，改革开放。
第二个十年，当有些人沉迷于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时候，他又一次走上前台，敲响警钟，让人们不要作茧自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冲破姓资姓社之类的老掉牙的思维模式，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及有关运作机制在中国生根。
这是力挽狂澜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决策。归纳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这么一句话：中国“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①《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19世纪以降，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步履维艰，归根到底就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障碍太多。这些障碍说到底是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直接表现则是颇大一部分知识阶层和执掌权力的人们，被前人和自己制造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教条捆住手脚，陷入极端愚昧而无法自拔！威权加见识，他顺应历史潮流成了在认识和一些制度上清障和破茧的巨人。
人们公认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然不仅是企业经营的概念。它既包括市场经济制度，也包括社会经营、管理方法的其他方面：法治、民主、宪政、保障人权、培育非政府组织……如此等等。1997年2月，邓小平辞世，市场经济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选择，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严重滞后的局面。以20世纪末中国签署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并在2001年参加WTO为标志，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普世性的运行规则改革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这是邓小平生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必然结果。
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决策？愚意以为这是三大因素的汇合：
1.现实世界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毫不含糊地肯定，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十月革命特别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坚持改革，包括吸收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既保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又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消灭三大差别的要求，并使人权的保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在法国除了深刻感受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本来就对它的另一面有所感受。那时，他患过一次伤寒，“幸亏当时法国的公共医疗已具相当水平，因此他得以住院治疗，并于出院后在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①[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42页。]他毕竟同那些闭目塞聪不知天高地厚的极“左”分子不同，深知本国的落后。1974年，“四人帮”借一艘国产万吨论远航归来，别有用心攻击什么“崇洋媚外”，他直截了当批评那些人：“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②[②同上，第77页。]这些切身体会，对他后来理解现实世界的变化不会没有助益。
2.马克思主义给他的思维方法训练。一系列清理发展障碍的决策都需要冲破思想牢笼的巨大勇气。马克思早就说过：“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③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16、18页。]这些深刻的哲理，到了邓小平口中变为妇孺皆知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神化个人，用所谓阶级斗争的观点故意扭曲世界的种种胡话（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如此等等），全都在照妖镜下露出原形！
3.吸纳众智的胸怀。从来没有全知全能的巨人，任何人对世界的认知都是非常有限的。这是民主制度、自由宪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首先站出来为市场经济呼喊的是顾准、孙冶方等经济学家；提倡法治等等莫不有先行者。作为强势的政治领袖，邓小平不耻下问，不少真实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他的耳中，从而保证了在现行制度下作出巨大贡献。
2004年7月20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