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和记者深知致丽并不是深圳唯一没有为工人提供严格的生产安全及其他保障的外资工厂。实际上，这一现象在整个深圳十分普遍。就在火灾发生的几个月前，有关部门已经对包括致丽在内的85家工厂提出了警告，仅致丽所在的区就有14家。根据相关报告显示，这85家工厂都存在火灾隐患，因为工厂里没有任何中国《劳动法》所规定的安全措施。
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安全设施是需要投入资金的，而对于来中国内地赌一把的资本家来说并不愿意把钱浪费在本地工人的安全保障上，尽管在其自己的国家或地区为工人提供安全保障是一项强制措施。在中国内地，他们精打细算地削减人力成本的开销。虽然很多本土的新闻媒体会时不时地对外资工厂虐待工人的行为进行揭露，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曝光，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看到相关报道时的确很震惊，随后也就不了了之。因为当时的外资工厂在中国内地是不可触碰的。中国迫切需要外资的投入来发展经济。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英国工业资本家间曾流传一句厚颜无耻的“名言”：利润远比生产它的工人重要！这句话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成为在中国内地淘金的资本家的座右铭。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在18世纪的英国，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也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工人毫无阶级意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身的力量的情形截然不同。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中国与18世纪英国的议会相比。当时的英国议会对工厂里发生的状况只是了解一个大概，对工业革命的影响更是知之甚少。
中国的工人与政府官员都明白资本家在剥削当地的产业工人，他们也深知，这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工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在西方资本家所开办的工厂里冒险。
这样，在工业革命发生百余年之后，剥削这一现象似乎开始在中国出现。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重要区别。正如我们所见，正是这些区别或者特征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显得独一无二。
邓小平的利器
尽管在毛泽东执政的20余年内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4%，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却是一片混乱。国有企业难以吸收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近千万年轻人，而农业部门则在为填饱本国居民的肚子苦苦挣扎。这也正是毛泽东所留下的与其本意相违背的遗产：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之上的贫困和饥饿的重压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危机四伏。与存在的问题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继续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模式，中国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