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如20年前一样，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焦点。民主并不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也并不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准则相抵触，而且民主是一个可以保证中国民众获得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的工具。
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柏林墙倒塌的真正意义在西方世界政治性的诠释中消失殆尽？答案再明显不过了。无论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对西方的政权组织形式都知之甚少，而西方对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也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民主只是以政府更迭为生的政治动物。如果用一个词定义民主，西方民众可能选择“普选权”，而中国人的答案很可能是“资本主义”。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的政治文化再次进行审视。在西方的政治观念中，经济和财富与政府体系毫无关联。在奴隶负责进行经济活动的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属于自由民。雅典的民主是建立在对政治和哲学价值观进行充分的探讨之上，而不是出于商业和农业的需求。当经济扩张成为是否进行军事扩张的重要标准时，雅典人又将目光投向了意识形态。正如雅典人为其对“大希腊”（雅典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殖民地）进行殖民统治辩解时所言，雅典的军事扩张是一种善举，是为了宣扬雅典的自由和正义的模式。这一颠倒黑白的辩解在今天仍然适用。西方的民主政权在谈及伊拉克战争时都将其描绘成一个来自西方世界的、裹着军事外衣的好心馈赠。
在西方世界中，繁荣与民主毫无关联。尽管西方的政治体系遭受了灾难性的危机，但是没人准备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甚至没有人承认它是问题之一。西方民众都深知在过去20年中西方世界的生活标准在不断下降，但是并没有要求政府采取具体的政策，而是要求其发扬民众的信仰。纵观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带来财富的是自由贸易而不是普选产生的政府。美国的创立者本身就是自由贸易坚定的信仰者，扮演着大力宣扬自由市场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
在欧洲，繁荣与民主之间建立的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产物。“二战”后，被战火摧毁的欧洲根据马歇尔计划，依靠美国的资金，依照美国的民主模式进行重建。自由贸易和重建带来了欧洲的繁荣，但是西方的宣传机器对冷战的阐述却误导我们相信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两大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民主和繁荣这样的词汇已经在政治性的演绎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含义。在西方，民主是良治的同义词，即使历史已经证明民主和繁荣在东方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