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相信了秦拓的话。何琴自会有她的前途。同时我有种轻微的不祥预感，也许太美的东西总会让人产生脚不沾地的感觉。我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望向窗台上那盆兰花模样的植物。九月间已经开过花，这会儿只剩下细长的绿叶。开花的时节也不怎么中看，花朵的直径和乒乓球差不多，四枚花瓣犹如纸折的风车，显得弱不禁风。原来如此，何琴画的是月光花，我和她在年少时一同邂逅的神奇花朵。她从云南带来的行李包括几株月光花的花苗，如此不嫌折腾，这花对她显然别有意义。
秦拓的预言没有落空。何琴的油漆工生涯不到一年，她换了东家，开始做装修设计。她说自己是“野路子”，手绘的设计稿潦草却生动，加上她亲手打造的墙绘，深得一批客户的认同。
大概因为上海的夏季太闷热，何琴只有第一个夏天和我一起度过。从第二年起，进入七月，她就有些没精打采，等到知了长鸣的季节，她干脆背个包不知所踪，差不多到九月过半才回来。她没说自己去了哪里，我想她多半回了老家。云南的太阳虽然毒辣，大雨和菌子的夏天却别有风味。无奈我被工作钉在城市，做不了何琴那样的闲云野鹤。
二〇〇三年初春，何琴到上海一年半，我开始带实习生。她的收入像烧山的野火一样猛涨，已经高出我一大截。她很少把钱用在自己身上，最大一笔支出是作为生日礼物送我的移动硬盘。我知道她的钱都往家寄。她爸爸常年在外打工，但从不带钱回家。那人好赌。
我们继续同住在报社宿舍。何琴买了辆摩托轻骑，为的是跑工地方便，有时也载我去报社上班。墙上的格子书架是她当油漆工那会儿让同队的木匠钉上的，她刷的漆。深蓝和白色的格子被秦拓说成是地中海风情，何琴和我不以为然。也是在那年春天，我的宿舍被窃，丢了一个数码相机，更糟的是还有另一笔难以计算的损失。
窃贼是在下午来的。我那天正好做版，忙到晚上九点多，这才注意到手机上的一连串来电。陌生的号码。我回拨过去，那头是个男的，说让我等一下，接着是何琴沙哑的声音，说屋里遭了贼。我“啊”了一声，问是什么时候的事。何琴说，下午。我脑子顿时有点呆滞，过了一会儿才想起该问有什么被偷。她简短地答了句相机，我说就当破财消灾好了。何琴“嗯”了一声，又说，我在公安局做笔录，你忙完自己直接回家吧。
我诧异地追问，她吞吞吐吐地解释道，自己下午在家。贼进门那会儿，她就在屋里。我连忙问她有没有事。何琴以古怪的语气说，我没事……你回去就知道了。
最终我喊了秦拓一起去公安局接何琴。记者身份起了作用，否则还不知道她得待多久。公安局的人对何琴的态度冷淡，原因不难推想，大下午的在家喝醉酒，连贼进来也不知道，她这个惟一的证人没半点用。
我为警察的态度而愤怒，一个年轻姑娘在家遇到闯空门的，没发生什么已是万幸，亏他们还有那么多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