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是一种心灵防护习惯，这种习惯具有多方面的恶果，包括情绪沮丧、退缩、不尽力获取成就，甚至不健康的身体。一个悲观的国家不会把握21世纪所提供的机会，对外会被较乐观的国家抢去经济优势，对内会因缺乏主动而无法实现正义。
我曾是卢胜湖道奇棒球队的接球手 ，是一名天分不高、对丹尼及泰德十分崇拜的接球手。丹尼是垒手，泰德则是教练的儿子，担任左外野手。他们都是天生的运动员，可以打快速球（我从来就做不到这种眼手合作的奇迹），并且滑垒姿势优美。对一个成功击打率只有11%的十岁男孩来说，他们代表的是美、夏天及健康。我每晚入睡前眼中最后一个影像总是丹尼冲刺跑垒，或是泰德把一个只能上一垒的安打变成可以偷跑上二垒的滑垒的情景。
在北纽约州八月的一个清晨，父亲把我摇醒，他说：“丹尼得了小儿麻痹症。”一个星期之后，泰德也被传染了。父母把我关在家里，与其他小孩隔离。儿童棒球赛被取消，赛季也被终止了。当我再次看到丹尼时，他投球的手臂已经萎缩，右腿也不能动了。我再也没有看过泰德，因为他在当年的初秋就去世了。
但是第二年的夏天，也就是1954年的夏天，索尔克疫苗上市了。所有的小孩都打了预防针，小棒球队也继续比赛，卢胜湖道奇队在第一场就输给了汉得利巨人队。那种被关在屋里的恐惧感已不复存在，社区生活也重新开始。这种流行病已经结束，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我认识的人得了小儿麻痹症的消息。
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是我儿时最崇拜的偶像，一直到我成为心理学家，他都是我的楷模。求知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本身，而是为治疗服务。为儿童的体内注射极少量的小儿麻痹症菌体，使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更有力地抵抗外来的细菌，索尔克成功地将纯科学的免疫学应用于我们那个时代里最严重的传染病。
30年后，在1984年，我终于与索尔克会面了，这次会面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心理学家与免疫学家热烈争议的一次会面，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一个新兴的科学学科——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 PNI）。我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受邀参加，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我开创了“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这个研究领域。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这个研究领域。”（learned helplessness）这个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