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对癌症的呐喊也陷入了沉默。经过媒体简短而混乱的注意之后，癌症再次成为一种只能小声嘀咕、没人公开谈论的疾病。50年代初，身为乳腺癌幸存者，同时也是抗癌倡导者的范妮·罗斯诺女士（Fanny Rosenow）致电《纽约时报》，要求刊登女性乳腺癌患者支持团体的广告。电话接通了，令人费解的是，接电话的是该报的社会版编辑。当罗斯诺提出要求刊登她的声明之后，只听到电话另一头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对方说：“对不起，罗斯诺女士，但《纽约时报》不能在版面上刊登‘乳’或者‘癌’这两个词。”
“也许，你可以说将召开一个关于胸壁疾病的会议。”编辑继续说。
罗斯诺大为反感，挂断了电话。法伯在1947年进入“癌症世界”时，十年前的舆论浪潮已完全消退。癌症已再次成为一个政治上无声的疾病。在儿童医院通风良好的病房内，医生与患者正在进行着一场仅属于他们自己的癌症战争。而在楼底下的通道里，法伯则以他的化学品和实验，开启了一场一个人的战斗。
这种孤立反而是法伯取得早期成功的关键。法伯与公众监督的聚光灯绝缘，促使他可以针对令人困惑的“癌症版图”中的一小片进行研究。白血病是疾病中的一个“孤儿”——内科医生抛弃了他，因为无药可救；外科医生抛弃了他，因为谁也不能对血液开刀。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从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二战’以前，白血病甚至算不上是癌症”。这种疾病寄生于疾病王国的“边陲”，是一个潜伏在学科之间和科室之间的“贱民”——恰与法伯本人同病相怜。
如果说白血病“属于”某一个领域的话，那就是对正常血液进行研究的血液科了。法伯认为，如果要找到对这一疾病的治疗方法，就应该从血液研究入手。如果他能发现正常血细胞是如何形成的，就能倒过来找出阻止异常白血病细胞生长的途径。于是，他的策略是采用“从正常到异常”这种方法， “反向”对抗癌症。
法伯对正常血液知识的了解大多得自于乔治·迈诺特（George Minot）。迈诺特身材消瘦、头顶渐秃，眼窝深陷但目光锐利，举手投足颇有贵族气质。他管理的实验室位于波士顿的哈里森大街一座有柱廊的砖石建筑中，距离朗伍德大街那一大片包括儿童医院在内的医疗建筑群仅数英里之遥。就像许多哈佛大学的血液学家一样，法伯在加盟儿童医院之前，曾于20年代在迈诺特那里接受过短期培训。
每十年，都有一个独特的“血液之谜”。在迈诺特的时代，这个谜题是恶性贫血症。“贫血”是红血细胞的缺乏，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缺乏生成红细胞的关键养分——铁。但是，迈诺特所研究的这个“贫血症”变种——恶性贫血，并不是由于缺铁引起的（事实上，它的名字来源于固执地采用“补铁”来治疗贫血的标准疗法）。患者被喂入难以下咽的混合食物——半磅鸡肝、半熟的汉堡包、生猪胃，甚至还有一次吞下了迈诺特的一位学生反流的胃液（伴有黄油、柠檬和香菜做调料）。最终1926年，迈诺特及其研究组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造成恶性贫血的原因，是缺乏一种关键的微量营养素，一种后来被确定为维生素B12的单分子。因为这一开创性工作，迈诺特和他的两位同事荣获了193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迈诺特证明，只要引入一种单分子就可以治疗这种复杂的血液系统疾病，使血液恢复正常。血液这种器官，其活动的开与关，是由“分子开关”控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