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1949～1966）取得的进步，在这个时期大约培养了15万名科技专家，但后来他们都被“四人帮”打成“资产阶级”科学家。文件的起草人为表明政治立场，引用了1962年毛泽东说过的中国要继续搞阶级斗争的话，但文件的重点是为促进“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提供稳定的工作条件。规划说明了当前农业、工业和国防急需的技术，也谈到了发展尖端技术的战略，如计算机、激光、遥感、仿生学以及在核能、粒子物理和其他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担心毛泽东的反应，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集中在一起，以清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总的观点。他对撰稿人说，要肯定前17年的成绩，同时要少谈后来的问题。邓小平还说，文件的篇幅也要压缩。
邓小平让胡乔木负责修订工作。胡乔木在8月26日给起草人写了一份有关邓小平的意见的说明，然后监督了修订工作，他希望最后的文件能够更符合毛的要求。9月2日完成的第四稿不再提前17年取得的科学进步，改为讲新中国成立后整个26年取得的科学进步，这样就避免了批评“文革”。文件宣布，要在2000年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赶上甚至超过世界科技水平。文件还说，科学工作者要继续自我改造，与工农相结合。行动部分具体说明了科学家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带头开创新的基础科研领域，这是他们支持四个现代化的使命的一部分。报告最后宣布，为了实现毛主席的目标，需要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科学家。文件指出，虽然不能说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但如果适合于中国，就要以开放的心态向外国人学习。
在9月26日讨论该报告的国务院会议上，胡耀邦讲话时，邓小平不断插话。胡耀邦讲到追上世界科技水平时，邓小平强调说，对中国目前的水平还是要谦虚一点，因为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其他国家太多。邓小平一再插话，反映了他要振兴中国科学的热情——他一再说，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一步。邓小平强调，要支持真正优秀的少数科学家，不要在意他们性情怪僻。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问题很重要：他们的孩子要送进好的托儿所，还在农村的配偶都应当允许调到北京。邓小平说，50年代他在苏联时就了解到，苏联原子弹的基础工作就是由三位只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完成的。邓小平批评说，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善待杰出的半导体专家黄昆，如果北京大学不用他，可以让他来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支持他的工作。
邓小平接着说，虽然他的法语和俄语说得都不好，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外语，以便能够阅读国外文献。他们也要学习科学理论，如果不懂数理化，不管有什么文凭都没有能力搞科研。他还替那些在“文革”中挨批但仍坚持做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辩护，说他们“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邓小平批评说，有些人甚至不敢提“专”字，在他看来，国家应当爱护自己的专家。中国要在工厂引进自动化，要支持能够从事这项工作的科技人员。他知道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仍在持续，因此强调说科技人员也是劳动者。他指示说，“十年科学规划”经过修改后要送交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很少像在这次科学会议上那样激动，他不但不时插话，而且大力主张科研必须在“四化”中起带头作用。但是他又认为，为了发挥这种带头作用，不必进行全面整顿。科技部门的4.5万名干部不需要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全部调动，只动其中的5000人就够了。关键是各级领导班子。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做事的人，为什么还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为什么不能提拔知识水平高的人当研究机构的领导？挑战是艰巨的，关键要依靠40岁出头的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以及那些年龄更大、在“文革”前受过教育的人。他说，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一些大学只有西方中学的水平，它所面对的危机将阻碍整个现代化工作。
胡乔木在9月28日把邓小平的讲话吸收进了第五稿。报告必不可少地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大胆宣布政治理论不能代替科学。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五稿。恰恰是在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应毛泽东之邀来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对邓小平及其在清华大学的整顿工作有意见。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此时，邓小平发展社会科学的规划也有了成果。他本人很重视振兴自然科学，但他也同意要为哲学和社会科学注入新的活力。尽管这个领域深具政治敏感性，邓小平仍大胆提出，社会科学十分重要，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社会科学院。1975年8月30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起草了恢复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的“国务院第142号令”。胡乔木在这个文件中提出成立一个独立的科学院的计划，此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还宣布，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要逐渐恢复出版专业刊物；为了给他们的工作打下理论基础，首先要办一个面向非专业读者的综合性刊物。为了减少受“四人帮”和毛泽东批评的风险，邓小平指示说，杂志采用的稿件一律送政研室审查，以避免一切有可能激怒激进派的言论。胡乔木在创办刊物的请示信中采取了预防措施，宣布刊物将遵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在10月4日完成了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次日便把它送交毛泽东。毛在10月6日批准了文件，包括出版第一期新杂志《思想战线》，很快又召开了研究这个杂志的座谈会。但是10月25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后，出版杂志的计划戛然而止，那些文章从未面世。胡乔木想继续落实这个计划，但政研室受到毛的压力，不得不在1976年1月17日宣布它不再承担指导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恢复中国社会科学这项大事业还没有真正起步就流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