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承担起新的职责后，召集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干部开了一个会。从6月16日到8月1日，他们出席了讨论经济工作长期目标的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会议筹办方国家计委制订的讨论议程，回避了在对“五年计划”的讨论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的争议，比如详细规定资源来源、分配给各部门和各个项目的资源规模等。在务虚会之前，“十年经济规划”、“五年计划”（1976～1980）和1976年度计划的制订工作已经在进行，但是有关这些计划的最后决定要取决于这次务虚会确定的长远目标。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把工业作为讨论的重心。在“大跃进”之后的恢复过程中，邓小平曾在1961年牵头起草了为工业系统的结构和目标提供整体框架的“工业70条”。这次务虚会讨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前后各稿的条目数量不同，1975年的最后一稿共包含20条。
由于统计系统和情况汇报在1975年仍处于混乱状态，不同领域的与会者首先交流了有关经济形势的信息。务虚会的前两周举行的是全体会议，由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听取各主要经济部门的汇报。各部门的与会者从这些汇报中能够了解到自身部门必须如何设置目标才能跟其他部门的能力和需要相配合。从7月2日开始，谷牧将务虚会分成8个工作组，分别研究理论、组织和几个要害部门的工作。月底又恢复了全体会议，将与会者的全部结论汇总为“工业20条”。
在1975年，干部们对“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已有所耳闻，它们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当时公开赞扬资本主义仍属禁忌，因为这将使中国多年来付出的牺牲的价值乃至中共是否应该继续执政受到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为高层决策提供正当性的信条。
但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之后，领导层想凭主观意志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热情基本上已经消失。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回到“大跃进”前的50年代和“大跃进”后的60年代初的恢复时期所采取的那种稳妥的计划。与会者相信，由于人口庞大、土地短缺和资源限制，中国应当依靠计划体制。虽然人口少的国家也许能够承受挥霍性消费带来的益处，而不必在乎自由市场造成的浪费，但党的领导层认为，中国则必须区分轻重缓急，控制对利润的追求和浪费性的消费。此外，即使这种稳健的计划也有可能遭到毛的反对，因此与会者要以毛的名义为它正名。参加务虚会的通知上写的会议目的是讨论“毛主席关于加快现代化步伐的理论”。务虚会之后产生的“十年经济规划”也被贴上“毛主席的现代化计划”的标签。
邓小平先于其他领导人意识到中国需要放宽眼界。他出访过纽约和法国，经常会见外国官员，这使他对外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已经大大落后的状况有着远比其他干部更清醒的认识。为了急起直追，中国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毛泽东去世几年后，邓小平可以大胆地解释说，中国应当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这不会威胁到中国的主权或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在“文革”中曾被批判搞资本主义，况且1975年时人们对开放市场和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尚未达成共识，所以他只能尽量打擦边球。他推动扩大外国技术的进口；他表示同意另一些干部认为不应向外国举债的观点，但国家可以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把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引进中国。此外，他赞成对工人进行物质奖励，通过“按劳”而不是“按需”的方式进行分配。但是，对旧体制的这些温和的改变仍让一些保守的干部害怕，他们继续强烈地主张要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邓小平并没有出席务虚会，但他看了总结报告，在8月18日“工业20条”第一稿完成后，对其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在发展工业之前必须增加农业生产，并认为工业要向公社提供农业机械，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当时中国的工业尚不具备出口产品的能力。为了按计划增加技术进口、改进中国的生产能力，他准备出售石油、煤炭和手工艺品。最初应当先引进一些采矿设备，这样可以使中国增加石油和煤炭生产。从整体上说，邓小平强调发展科技、改进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他要求制定新的规章制度，更好地落实措施和组织纪律。他还支持向从事艰苦和危险行业的劳动者支付额外报酬。起草者于是进行了修改，把邓小平的意见吸收到文件之中。
9月5日，20家大型国企的代表被请到会上，让他们对“工业20条”提意见。10月25日完成了新一轮修订，这恰好是毛远新首次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的同一天。虽然起草人小心地把它称为“毛主席的计划”，张春桥还是在10月29日指责说，“工业20条”只引用了“文革”之前的毛主席语录。胡乔木赶紧又写出一稿，把“文革”期间的毛主席语录补充在内。他后来自责说，自己未料到这会招致毛的批评，给了他借口在年底将邓小平撤职。“四人帮”成员没有参加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但是当1976年初邓小平的问题成为政治问题时，他们立刻加入了批判，把“工业20条”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说它提倡物质奖励，忽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
“工业20条”形成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个“十年规划”，用来为11月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做准备。10月5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务院会议，讨论成稿很快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他批准了这个草案并在10月27日送交毛泽东，毛同意把它印发给中央和各省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经毛泽东批准，全国计划会议在11月1日召开，专门讨论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年）和1976年的年度计划。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对“十年规划”提出修改意见，有些意见被纳入了修订稿。同时，对“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讨论仍在继续，12月底草稿被送交毛主席。
新制定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是谨慎的计划派的明显胜利，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克服计划工作中的混乱局面，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在这些谨慎的计划派和制定出更有野心的“十年规划”的理论家之间也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在80年代将变得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