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至1973年4月
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个月以后，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他曾在1966年严厉批邓，所以他不能指望别人会很快接受邓小平，况且他尚未决定如何使用邓小平。邓小平曾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猛批，毛泽东要向人们解释为何请他回来，这并非易事。毛采取的策略是，他说邓小平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总书记“受到了林彪的迫害”。在1972年1月的陈毅追悼会上，他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么严重。周恩来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对邓小平的评价让更多的人知道。毛的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说明毛泽东读过他在1971年9月的信的第一个迹象。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的迹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1972年4月初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邓小平在1972年4月26日又给汪东兴写信说，由于他的两个孩子已去上学，能否让他雇一个人帮他和卓琳一起照顾邓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的答复，但是一个月之内他和卓琳的工资便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说，这些表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的信号让一家人大为振奋。从邓家人如此期盼积极的信号可知，尽管毛泽东疾病缠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烦意乱，但他仍然左右着手下人的命运。实际上，陈云已经在1972年4月22日获准从江西回京，但是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在数月没有得到毛泽东或汪东兴的答复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打消他估计毛仍然对他抱有的疑虑。他首先说，他已经听过向他所在工厂的全体工人传达的有关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文件。邓小平承认，他不同意林彪只讲“老三篇”、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应当得到运用。邓小平又说，林彪和陈伯达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感谢主席在“文革”期间保护了他。
邓小平在信中强调说，他认可在1968年6、7月的自我检讨中所说的所有内容。他再次检讨了1931年自己在广西离开红七军的错误，另外还承认自己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缺点，有时候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他在1960至1961年没有消除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没有有效贯彻毛主席关于抓好在内地建立关系到国防的“三线工业”的工作的决定。他也没有在作报告前及时地向主席请示。邓小平承认，“文革”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邓小平信中所言显然也正是毛泽东想听到的话。1972年8月14日，收到邓小平的信没过几天，毛泽东就向周恩来总理做出书面指示，让他安排邓小平返京。毛泽东再次说，邓小平的问题不同于刘少奇，他没有历史问题，他没有投降过敌人。此外，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还为党和国家做过其他一些好事。周恩来在收到毛批示的当天就把它转发给了中央委员会。可是由于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挠不让邓小平回来，事情一时没了下文。1972年9月，邓小平觉得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便请求走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维埃老区，并且得到了批准。这是他3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他花了8天时间外出访问，得到省部级领导人规格的接待。次年2月邓小平还被允许用半天时间探望从1952年起就给自己担任机要秘书的王瑞林，王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后来邓小平返京时，王瑞林也被允许回到了原来的岗位。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请汪东兴和纪登奎落实8月份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指示。他们在12月27日请示了毛之后答复说，邓小平可以回京。一个月后，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2月20日工厂的工人来跟邓小平道别后，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儿登上了返京的列车。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20年。”确实，一直到19年又8个月以后，邓小平才在党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