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离开了他们居住了十几年的中南海。一架专机把他们送到江西南昌，邓小平要在那里参加劳动，接受毛泽东思想再教育。他们获准携带一些个人物品和几箱书。邓小平离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过，他被告知可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他有理由相信汪东兴会把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登上飞机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在江西待多久。
在江西，邓小平不能看机密文件，除了专门指派的当地干部，也不准跟其他干部有来往。但是他的党籍被保留了，这使他对毛泽东有朝一日还会让他回去工作抱有希望。1969年4月，他在离京前不久写了一份检讨，尽管毛泽东依然坚持邓小平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此后他和家人便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看待。邓小平在离京前一晚与汪东兴的谈话也为他提供了一线希望：汪东兴告诉他，他和妻子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们不在时那所房子会一直空着。所有这一切肯定给他带来了希望，因为他到达南昌后对自己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10年。”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后，又为党工作了将近20年。
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西当地干部，指示他们安排邓小平的生活。为了确保安全，不使邓小平一家人受到造反派的攻击，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军事驻地，住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时有方便的交通。附近有一家工厂，使邓小平和卓琳能参加劳动。当地干部选了此前由南昌步兵学校校长居住的一座二层小楼，邓小平一家住二楼，保卫人员和其他干部住一楼。以当时的标准而论，这房子给一个高干住还算合适：虽然简朴，但宽敞舒适。巧的是这所房子离著名的南昌起义的发生地只有几公里，那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朱德、陈毅、刘伯承、贺龙以及其他很多后来的领导人）就在那里展开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次武装反抗。
在江西安家之后，邓小平和卓琳每天6点半起床。战争年代邓小平每天做的头一件事是往头上浇一桶冷水，在江西时他用一块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脸洗头，他认为这可以增强御寒能力。然后他跟卓琳一起，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邓小平不与当地干部谈政治，只有在听他们上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时除外。
吃过早饭后，邓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很像50年前他在法国工厂干的事情。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份，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邓”就行，这是中国人对年长同事的常见称呼。邓小平干活时，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当地的生活外，不跟工人谈论任何别的事情。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在家里为他们做饭和料理家务。午饭后，邓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后阅读他们带来的书，有中国历史典籍和《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小说，还有翻译的俄国和法国文学作品。当时还没有电视，但是他们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他们晚10点上床，邓小平还要读一个小时的书，然后睡觉。孩子们的陆续到来，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邓朴方在1971年夏天来后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使他们能够听到短波电台。
除了在工厂劳动，邓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园里干活，邓小平也在家里帮着擦地劈柴。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比过去要少，因此日子过得很节俭。夏伯根养了一些鸡，使他们仍然能够吃上鸡蛋和肉。邓小平减少了吸烟的数量，几天才抽一包烟。他上午在工厂里不吸烟，只在下午和晚上抽几支。他也不再喝红酒，只在午饭时喝一杯便宜的当地酒。长女邓林和次女邓楠仍能从工作单位领到一点工资，她们到来后便和没有工作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这点钱。“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
但是，据在江西最后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在这一点上邓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譬如1949至1958年任上海市长、1958至1972年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
曾当过周恩来助手的李慎之，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干部时是随同邓小平访美的顾问之一，据他说，毛泽东没有意识到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发生了多大变化。邓小平回京后，仍要做一些在毛泽东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坚信中国需要更深层的变革，他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