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欧阳修说太宗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国时的做贼心虚使然。
在传统中国的权谋诈术中，早就有这么一说：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意思是说所谓的手段其实并无正义和邪恶的区分，之所以会有正义和邪恶的差别，主要是因为其行为主体的不同属性造成的。同样是一把杀人的刀，在坏人的手里，就是凶器，在好人手里，就是主持正义的力量。如何让邪恶的行径转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唯有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方能使自己变成当然的好人。反之，如果自己是一个当然的好人，那么自己的行为自然就是正义的行为。
这大概就是太宗一心向“善”并汲汲于身后善名的缘由了。
其实太宗皇帝一生的最大惭德，除了以非法手段登上帝位之外，便数他对历史的公然践踏。《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太宗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独立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
太宗皇帝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错，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朱的意思是确保史官的独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后来的那些个独夫民贼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往后的伪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在这么一件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面前，令人遗憾的是，却不见了一向以能言敢谏出名的贤相魏徵的声音。
后来，魏徵的五世孙魏谟为文宗皇帝的起居舍人，正好负责《起居注》的记录工作。文宗皇帝向他索要《起居注》看，魏谟便奏道：“古置左右史，书得失，以存鉴戒。陛下所为善，无畏不书；不善，天下之人也有以记之。”皇帝却说：“不然，我既尝观之。”魏谟说：“向者取观，史臣为失职，陛下一见，则后来所书必有讳屈，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且后代何信哉？”于是，这位并无多少贤名的君主就此便打消了再次观看《起居注》的念头。
在对待史官的独立性工作的尊重上，号称贤君的太宗皇帝还不如他那位碌碌无为的后代子孙；在确保史官的独立性工作上，号称贤相的魏徵同样不如他那位籍籍无名的后代子孙。
因为有唐太宗那样的大明君肇其始，后来的效法者更有藉词了，太宗皇帝碰得，别人自然也碰得，独裁者们的身后声名，从此无须仰赖他人了。自宋代开始，史官们无一例外，均将《起居注》进呈皇帝本人御览，后来这样的讨好还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仪式。明代的皇帝则直接参与《起居注》的指导工作，清代亦如是，可以说，到明、清两代，所谓的《起居注》，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帝王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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