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开国皇帝的鼓励，宋代将帅们的捞钱功夫为历代所无，豪富程度也为历代将帅所不及。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抗金名将张俊家一年的田租收入就有六十四万斛之巨。一次高宗驾临张家，张俊进献给皇帝的“服玩珠玉锦绣皆值巨万”。张俊的部将杨存中找相士测字，一次赏给相士五百万钱。有一次，抗金名将韩世忠资助一名素不相识的落魄士人，一下就给了他钱三百千。
当时舆论对于中兴诸将一味捞钱颇多责难，却换来高宗皇帝一纸诏命：“南渡之初，州县皆盗贼所据，命将征讨，朕当时矢心自誓，但期克复地土，而贼之子女玉帛惟诸将所欲为。”（参见《陔余丛考》卷十八“南宋将帅之豪富”条。）最高统治者亲自为捞钱行为的正确性定了调子。
自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始，宋代君臣之间就取得了权力上的谅解与默契。从此皇帝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者，成了领导一切的核心，也成了所有贪贿者的庇护所，而官员们则成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皮搜刮者和现实利益拥有者。只要官员们的贪贿没有造成颠覆性的社会危机，没有触动皇帝老儿的核心利益，就不会引发真正的整肃。此后，忠于皇帝和专注捞钱就成了官员的安身立命之道，一方面表明政治上过硬，另一方面可以先富起来。
宋代之后，再没有一个皇帝死于大臣之手，引发王朝颠覆的危机再也不是后院起火式的禅代，而是异族的入侵和农民的举义。由此可证，把话讲明白，实在是一件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