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大实话告诉我们，楚汉相争绝非什么义战，而是一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领袖的大实话还告诉我们，“兴义兵、诛暴秦”的人民大救星正是人民的大灾星，“苦天下之民父子”者正是争天下的两个人。项羽良心发现，说明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失败早已注定。
成熟的政治家无不开口闭口把百姓挂在嘴上，就连半路天子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城，对归附的明室官员提起自己的造反理由时，也不忘唱唱“朕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的高调。（事见《甲申传信录》卷五。）这样充满阶级感情的说教，无疑十分激动人心，也很能鼓舞士气。
事实证明，刘邦一开始便走对了。打着为义帝复仇的旗帜，无论如何要比公然行一己之私高明。义帝毕竟已经死了，对于胜利果实没有分割权。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的刘邦最后黄袍加身，成了中国第三任皇帝。
刘邦微时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父亲刘太公对这个不争气的小儿子失望至极，平日里对他除了唾沫星子大概就是棍子。风水轮流转，二流子一旦做了大汉天子，就有了向老父夸耀的本钱。有一次，他借着酒劲故意揶揄自己的父亲：“以前，你经常说我不干正经事，不能整治产业，没二哥能干，今天我的家业跟二哥比谁多？”碰上这样的儿子，做父亲的除了咳嗽，大概不会有什么话。
奴才一旦成了老爷，自然有大批愿意做奴才的奴才出来帮衬和凑趣。太公家的家令便是个善于揣摩主子心思的妙人儿。
史书上说，刘邦每五天就要向父亲太公行礼，跟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样。太公的家令便劝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语见《史记·高祖本纪》。）父亲既然也是人臣之一，那就只有父作子，跟群臣一道，诚惶诚恐，山呼万岁。这个给自己的儿子做儿子的可怜人，只好抱了扫帚，到门前迎接自己的儿子。见了儿子，还得像仆人一样一步步后退着走。史书记载，刘邦对此假意惊诧了一下，在听了父亲一番表白之后，便坦然接受了君父的待遇。
刘姓王朝的王侯将相，相当一部分是沛县街头的混混。舞阳侯樊哙，原是杀狗卖肉的屠夫，因为有些蛮力，且与刘邦有姻亲关系，便在刘邦流氓团伙里充当急先锋打手的角色。汝阴侯夏侯婴，原是沛县厩司御，替公家管理交通工具，些微有点身份，可以从上层得到些小道消息。刘邦能当上村干部，大概也要借他的人脉关系以为助力。颍阳侯灌婴仅是个贩甑的货郎，汾阴侯周昌及其兄周苛都是一般的卒吏，身份有如今天的联防队员。
当年的狐朋狗友、今朝的开国元勋，都很不守规矩，事实上也没什么规矩可守，经常饮酒争功，醉则妄语，拔剑击柱。刘邦虽然贵为天子，也拿这帮政治活宝没辙。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凑在一起，其场面大概不会比《智取威虎山》里的匪窝子强多少。
史书上“意豁如”、“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常拖欠人家酒钱、醉了就到处睡觉、当了起义军领袖还拿读书人的帽子当夜壶撒尿的无赖，一旦成了大汉天子，再跟手下那帮小流氓称兄道弟、吆五喝六，就显得有些不情不愿了。
这时候，另一个奴才出来了，此人便是被当时的读书人目为谄媚小人和三姓家奴的叔孙通。叔孙通被刘邦任命为主持朝仪的官儿，主持礼仪制度的建设。汉七年（前196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皆朝。仪制：天初亮，执事主持典礼，引导文武百官以次进入殿门，廷中陈设车骑、步卒、侍卫宫人，设兵张旗帜。传令“趋”，殿下郎中双向立，站在台陛上的有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依照次序站立西侧，面朝东；文官丞相以下依照次序站立东侧，面朝西。供皇帝出行的道路上排立了九个傧相，由上向下传令。皇帝车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至吏六百石依次朝拜。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礼毕，举行正式宴会，诸人依尊卑逐次向皇帝祝酒。酒过九巡，执事言罢酒。有不合礼仪者，御史执法将其挑出引去。整个朝会和国宴，无人喧哗失礼。此时的高皇帝志得意满，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事见《史记·叔孙通列传》。）
小百姓们驱狼进虎，赶走了嬴皇帝，迎来了刘皇帝；才脱火坑，又入油锅，生活依旧有天无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