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只有政治开明才能成就经济上的繁荣，其实并不尽然。乾隆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参见戴逸的《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也认为中国的GDP在公元1820年占世界的32.9%。）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要大。然而，史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政治上却极端反动保守。单乾隆一朝，兴起的文字狱就有一百三十多起。章太炎认为，乾隆朝禁书“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语见《哀焚书》第五十八。）鲁迅也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语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当时严峻的政治现实，并不为过。
经济上的繁荣绝不能建立在错误的方法上，以错误方法取得的成就，绝不是百姓之福，只能是百姓之祸。一再重复的历史证明，错误基础上的繁荣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治乱相仍，接续所谓的盛世而起的必然是漫长的乱世。
汉有“文景之治”，但此后见于《汉书》、《后汉书》的“人相食”比比皆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元鼎四年（前113年）夏，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二年（前47年）六月，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王莽天凤元年（14年）、地皇三年（22年）二月、新朝末年，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安帝永初三年（116年）三月、十二月，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永寿元年（155年）二月，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四月至七月、建安二年（197年），皆有此类记载。（参见《汉书·武帝纪、元帝纪、食货志、王莽传》与《后汉书·刘盆子传、安帝纪、桓帝纪、灵帝纪、献帝纪》。）
唐有“贞观之治”，然而见于旧、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人相食”同样层出不穷。就在后人称羡不已的“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那段辉煌时期内，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夏五月，关中地区“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一场自然灾害，便能击垮所谓的盛世。盛唐尚不过尔尔，更别提安史之乱后的末世了。
明有“成宣之治”，然而见于《明史·五行志》的“人相食”惨剧便有十四次之多，天顺元年（1457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嘉靖三年（1524年）、三十一年（1552年）、三十六年（1557年），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十九年（1601年）、四十四年（1616年）都发生过。崇祯朝无疑是明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崇祯七年（1634年）、九年（1636年）、十年（1637年）、十二年（1639年）、十四年（1641年），“人相食”的惨剧频繁发生。除《五行志》记载的五次之外，《明史》记载崇祯一朝的“人相食”事件还有四次：崇祯六年（1633年），河间“岁旱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忠义三》。）崇祯九年（1636年），“山西大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江南漕运，道中驰疏：“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语见《明史·左懋第传》。）
崇祯皇帝在位短短十七年，见于《明史》的“人相食”记载便有九次之多，平均一年多便要发生一次。
清代有“康乾盛世”，但见于史料的“人相食”一点也不比前朝少。单《清史稿·灾异志五》所载，便有十四次。
不绝如缕的“人相食”告诉我们，历史传说所谓繁荣，不过是“虚荣”而已。表面的“繁荣”背后，无不掩盖着小百姓们无法承受的惨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