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一
二〇〇七年八月到九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虽不确切存在，却充满象征意义。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一九三五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百分之四十的东南部地区，百分之六的人口居住在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出生于一九〇一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是作为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国家，你能够帮助它吗？鲁迅不是在一九二七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拥挤，人口压力这样大吗？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做出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手不停歇地写作《吾国吾民》——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一千六百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
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展现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七十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