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展开，几百年后远在东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在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在日本人来之前互相开炮，等日本人走了之后还在互相开炮。
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龙写在《结束革命》里的追问让人警醒——为什么每当这个国家“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又是暴力的深渊？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为什么“光荣革命”没有流血牺牲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国革命暴力不断却在原地转圈，这是盘桓在包括基佐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心头的梦魇。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整体性的自由，在于从此告别革命而非不断革命，否则革命从一开始便已经误入歧途。
必须承认，在经过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纪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如前文中谈到的，法国最终告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够做到。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造坏的关系）有了另一层含义，即政治改革既是为了拒绝暴力革命，同时也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彻底告别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