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时之后，在我坐车回雅典的途中，我的手机响了，是马修神父。他想让我帮个忙。坏了，我想，他们已经知道我的写作意图，现在打来电话，或许是为了对我所写的内容进行各种限制。他们曾经这样对待过我，但是这次他却没有这样做。财政部部长坚持要求核查我所引述的他的话，但修道士们却允许我依据所听到的随意撰写，鉴于他们所面临法律诉讼的范围，他的来电着实令人惊奇。“我们一直在读这位美国股市顾问的文章，”这个修道士在电话里说道，“他的名字是罗伯特?查普曼……”（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全球金融时事通讯的作者）马修神父说，他的修道士兄弟想知道我对罗伯特·查普曼的看法，以及他的观点是否值得大家听取。
我离开希腊的前一天，希腊国会便就提高退休年龄、减少政府退休金并以其他方式减少公共部门生活所带来的不正当利益等问题的一项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我完全赞同减少公共部门员工的数量，”一位货币基金组织调查员这样告诉我说，“但是，假如你不知道原来的数字是多少，你怎么裁减呢？”帕潘德里欧总理发现了账目中的漏洞，因此除了提交一切相关的提案外，他还提交了这份法案，其中阐述的并非他个人的观点，而是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论断。大体是，尽管希腊人从来不听取呼吁作出牺牲的内部人的意见，但他们或许会听从外部的呼吁。这就意味着，他们如今已不愿意再管理自己的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