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弃生命是需要勇气的。
尤其是当一个人经过顽强拼搏，在这个商业时代加冕亿万富豪的时候。
最近媒体披露这样一份长长的清单。
金利斌、高庆昌、卢立强、魏东、裘祖贻、乔金岭等这些曾名噪一时的名字，带着曾经的辉煌，在短短几年时间，永远走入人们的记忆。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却占世界人口的35％。每年有35万人口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
相对于这些惊人的数据，自觉放弃生命的上述富豪像极端的个案。
尽管如此，探寻他们的死亡真相，找寻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成了解读转型期中国商业的一条重要路径。
这些特殊的自杀者还是共同具备如下特征：都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没有煊赫背景，都是事业狂，更重要的是，至今无人能确切说出他们放弃生命的原因。
作为当然的强势阶层，他们习惯性地带着成功者特有的自信和矜持，接受媒体聚光灯的烘烤，被青年人当成偶像追捧，而这一切又最终变成其生命沉重的枷锁，无力挣脱。
有生活不幸带来的精神体力透支，导致悲观厌世——比如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ST金花副董事长徐凯。据媒体报道，徐凯一生有过3次婚姻，且均以失败告终。此外，徐凯身患多种慢性病，不堪健康问题的困扰。2005年1月7日，徐凯在西安某酒店上吊自杀，时年56岁。
2011年5月23日，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跳楼身亡的原因与此类似——其家属对外表示，高庆昌患抑郁症，长期服药。
有经营失败带来的人生挫败感——受政策变化、外贸形势恶化等大环境因素困扰，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号称前“河南首富”的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裘祖贻以及山西鑫龙集团董事长赵恩龙都遭遇类似生死劫。
更普遍的是巨额债务纠纷。2011年4月13日，包头惠龙集团金利斌到加油站买了两桶汽油，下午16时毅然在奥迪车内点燃了自己。办案民警介绍，赶到现场时，他的尸体已是一副碳化的骨架。他生前曾在盲目多元化扩张中欠下巨额债务。
2011年5月20日，浙江商人、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被人发现沉尸在台州灵湖。尽管他名下拥有多达6家企业，但他的相关债务高达4.2亿，错综复杂的债务问题可能是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直接因素。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家像金利斌和卢立强一样，到了扩大再生产的关键时期，本应扮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生力军，但由于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金融歧视，便将其逼上了非法融资的危险征途。而沉淀的民间资本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引领和扶持，沦为投机炒作的主力军，普遍自觉远离利润微薄、前景黯淡的实业。
呼吁了很多年的《民间信贷法》至今仍在学界热烈讨论之中。热议的代价是此起彼伏的非法信贷和企业家不断拿生命为此买单。
九芝堂集团董事、涌金系掌门人魏东之死则更加离奇。
2008年4月29日，他在其位于北京紫竹院附近的居所坠楼身亡，年仅41岁。他属于从政府部门下海经商，官场人脉广泛而深厚，因此发家速度神速而传奇。关于他的死亡，一个典型传闻是：魏东生前被卷入“王益案”，并曾被有关部门“约谈”。但有一点可以确信：魏东的离去，结结实实地保护了一些潜伏的大鱼。情境类似于黄光裕，唯一不同的是，黄背后的政商链条被摧毁后，这个前中国首富奇迹般保住性命。
摆脱物质困扰、实现财务自由后，中国的富人其实面对如下尖锐的拷问：除了社会赐予的荣誉和浮华，靠什么肩负更多的责任，进而推动国家价值观的成长？
这又将体制的缺陷暴露无遗：在无法找到约束公权寻租的有效方法之前，富豪们在完成原始积累后，面对国民待遇的缺失，只能不断寻求与权力合作的空间，而这样的生存只是在重复最初的发家模式，只是风险和成本急剧上升，正常的商业行为逐步演变成一场危机四伏的豪赌。
与其备受良知的煎熬，承受面临法律惩处的内心煎熬，不如拿生命做个了断——真正的悲剧在于幕后罪魁却往往得到豁免，依旧在这个世界上风光无限。
古人云：头顶三尺有神明。
遗憾的是，没有完善的制度护佑，建立在自杀者生命基础上的既得利益者会选择无所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