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上海在1990年的另外一个重大发展。1990年12月19日，经过一年的紧张准备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环境中正式宣布对外营业。过去,由于被普遍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债券和股票交易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禁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国营企业通过企业改革转变成为股份制公司。它们将出售债券和非流通股票给自己的职工和大众作为筹集资金的一种新方式。1989年8月，首个公司债券和股票二级市场存在的交易所试点在沈阳出现。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沈阳是个重工业老城，在改革前拥有众多国营企业。该交易所的出现为国营企业职工交易债券和股票提供了一个平台。尽管基础设施简陋，空间狭小，但作为中国首次二级债券和股票交易市场的尝试，它受到了各界，尤其是境外媒体的关注。3个月后，另外一家交易所于9月底在上海开业。1986年11月，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菲尔霖受邀参加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的一个会议，并与邓小平会面。其间，他强烈要求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实际上只是一个面积仅12平方米的小房间。
然而，第一个对经济造成真正影响的交易所却是在深圳。1986年以后，股份制公司在深圳兴起，到80年代末，股份制公司数目增长到200多家。1988年6月，深圳市政府组建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领导小组，研究成立证券交易市场的可能性。尽管多次向北京申请许可均以失败告终，深圳最终仍然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发展相当活跃。到1990年中，深圳全市可供人们交易股票的办事处就已超过300家，尽管当时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官方许可。
事实上，像这种监管滞后的情况，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非常常见。用一个比较贴切的说法来形容，那便是 “先上车后买票”。这种实践先于制度的做法看起来似乎是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缺失甚至是失职。但是，如果没有实践先做出尝试，监管者又如何知道该怎么去监管呢？不管怎样，每一个新颖的实践在做出首次尝试时都必然会出错，尤其是在一个监管缺位的环境中，这就会让政治反对者有足够的理由扼杀它们。要使这种方法奏效，政府必须要有耐心，要保持思想的开放，并要学会迅速地采取行动--建立利于实践发展的规章制度或能在情况恶化时及时叫停。然而，如果过早地掐断有发展前景的实践，或者未能及时终止糟糕的实践，承担责任的还是政策制定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实践的效果深受制度环境的影响，监管环境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对其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哪怕是做出细微的调整，都有可能使一个正处于颓势的实践迸发生机。因此，一个新实践能否被政府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较量。一方是它的支持者，在实践的试验阶段他们会尽力让其正常运转，然后不断地进行修正，并在可控的政治范围内调整对其有利的制度环境。另一方是批评者，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揪出试验过程中的差错，并以此为理由向支持者发难。对于希望通过引进新颖可行的实践来推动改革的人而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试验，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出切实有效的因素，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风险所在--试验的次数越多，错误也必然会越多。实际上，这也是邓小平的名言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背后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