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七点的时候，员工们都喝了几瓶啤酒，大家都变得健谈，工程师、管理层和用户支持代表混在一起交谈，开始面对面地了解对方。任何社交圈刚刚形成时，你都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里也是一样：谁和谁能成为朋友，什么样的帮派会形成，谁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你的社交生活中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感觉就像大一刚入学的那几个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处于马克的掌管之下，他被一小撮来自哈佛和耶鲁的副手——达斯汀和马特——包围着。其他员工需要寻找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马克很少在“开心一小时”和大家一起喝酒、交谈。我偶尔能从马克或别人那儿听说一些故事。故事都是有关一年前他和达斯汀还有其他几个工程师一起住在帕洛奥图时，他们家里的派对和狂欢作乐——醉酒后在绳索上滑行；他们喝啤酒比赛编程，最后电路被烧坏。有传言说他们利用Facebook来追踪斯坦福大学女生，并邀请她们参加派对，这证明他们和Facebook上大多数男人没什么区别。然而，到2005年秋天我开始在Facebook工作时，就算马克曾经在办公室里放松过，这时他的举止也俨然已经演化为“忙于大事，没空参加公司开心时间”这样的高管作风。虽然他平时总穿着短裤、T恤，还经常光着脚在办公室走来走去。
我见过马克最放松的一次，是那年秋天我的数学教授父亲来办公室拜访。一瞬间办公室里所有的工程师都聚在我父亲周围，和他讨论微积分和图表，马克也突然面带微笑，变得善谈起来。我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父亲教数学；感觉就像他们觉察到了自己的亲人和长辈的精神，发现了一个能够理解图表带来的美妙和灵感的人。在那次谈话当中，马克出奇地放松、谦逊，以至于我和父亲离开办公室之后，我问他“你觉得哪个是马克”时，他居然没看出来：“哪个是？”当我们俩走向街边的意大利餐馆吃晚饭时，我有了一个想法：其实我父亲应该在Facebook工作，而不是我。他不像我，他能一下子就融入他们，之后大家就能永远在一起愉快地讨论图表。然而我父亲不需要这份工作，但我需要，所以他飞回了菲尼克斯市，而我留在硅谷和一群工程师以及一堆图表工作。
我们的办公室当时只有20名工程师和少量的用户支持代表和行政人员，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而马克显得比其他人更冷漠。他走路时像拿破仑一样挺着胸脯；卷发从前额上突出来，仿佛要先一步宣布他的到来。我和大多数工程师建立了战友情谊，至少在厨房冰箱旁边，或者“开心一小时”喝啤酒时说过几句话，然而这样的友谊在马克那里就凉了下来。总得有人当老板，况且没人喜欢老板，（有人喜欢吗？）所以我在生来就是硅谷青年才俊的他面前有些谨慎也是正常的。马克似乎是我们必需的邪恶力量。他的冷漠和忙碌几乎让我松了一口气——就像一位不会过于关心你在忙什么的父亲一样。我的新工作开始三周后，Facebook在旧金山一家新开的高级饭店昏暗的地下空间举办宴会，以庆祝Facebook用户数量达到500万。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由非Facebook员工——成人——构成的公司宴会。（随着规模的扩大，我们举办的派对主要针对公司员工，直至我们觉得Facebook就像我们的岛国一样。）而这个宴会的参加者主要是风险投资人。他们要不就是对这家已经小有名声、迅速发展的新公司感兴趣，要不就已经为Facebook投了资。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彼得·蒂尔（Peter Thiel）这个名字，他是贝宝（Paypal）声名狼藉的创建者，同时也是亿万富翁。但我看不出来哪个是他，因为宴会上所有的男人都像他的翻版：金棕色头发，健壮，身着运动夹克，一手端着饮品一面和人讨论投资，并努力想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用户支持团队的成员跟投资人扯不上关系，大多都聚在角落里，看着他们簇拥在头发蓬乱的工程师周围说个不停，几乎忘了手里还端着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