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欧美经济的走势并非“干我底事”，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关于这点，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就尖锐地指出：“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一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考察一国的经济问题。也正是因此，在本书的开始几章，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国际经济形势的评估和判断上。这对国内的读者，或许有些不太习惯。
其实，这种情况早在100多年前的法国就曾出现过。1872年，马克思在其主要面对法国读者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里，曾写道：“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
就像马克思一样，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也别无他法，只能在此事先向各位说明这一点。我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些讨论，了解欧美国家的经济现状，掌握未来的经济走势以及由此而对中国造成的历史性变动。
当然，将所有的问题一概地推给外部因素，显然不足以解释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譬如，虽称之为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可为什么中国的股价下跌得比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要严重呢？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表明，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只是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它与中国自身也有着莫大的关联。能否正确认识这一点，是把握问题的关键。
诚如查尔斯 "罗伯特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物种起源》中所阐明的，“变异必须在生物的本性，也就是内因，和条件外因共同的作用下才能进行，且是缺一不可的”。他认为“关于变异，生物本身的内因往往比条件外因更为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直接决定着生物变异的方向和性质”。[1]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生物界，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朱光耀和弗里德曼一致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内部经济，要依靠欧洲和美国购买产品来维持生存。持有相近观点的还有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一期专栏里，他这样写道：“谁为（中国）过剩的产品和服务买单？部分由国际市场消化。原因是，随着消费份额所占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
那么，对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是什么导致了我们高度依赖出口而没有与之对应的内部经济呢？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未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英]达尔文.物种起源[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