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紧发条的中国人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喜欢早起，7点之前大街上已经有很多学生，边走边吃早点；晚上还要写作业写到深更半夜……因此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文化将远远超过美国。2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起得更早，睡得更晚了，但科技和文化上，我们离美国依然有很大的距离。
这20多年，是所有中国人上紧发条的20年。加班变成常态，远离健康的职场“白骨精”；忙得没有时间做母亲的女人，忙得没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的子女；从0岁就站到起跑线上的孩子，忙着上课外班、特长班的没有追逐嬉戏的童年；忙着给忙奋斗的子女照看孩子的老年人……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曾经提醒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将东渡到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对自己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他人的深深焦虑。我们无奈地看到，这种焦虑正弥散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草民百姓，都摆脱不了这种烦恼。
白岩松说：“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做些有用的事，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是什么？白岩松接着说：“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这话听起来多少有些刺耳，但低头细想，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人奋斗力争上游固然好，否则中国经济奇迹也不会出现。但当“成功学”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追求，甚至是唯一的价值追求，过强的欲望激发出过度的拼搏和奋斗，这是否是生活和生命的全部呢？
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是浪费时间。”但很多人总是觉得身不由己，被裹挟着不得不一路狂奔。虽然不能阻止洪流，更不能逆流而上，但至少我们可以放缓漂流的速度，让灵魂和精神跟上来，多做些与功名利禄无关、更贴近本真生活的事，多些思考少些盲目的从众，逐渐赋予“成功”以更宽广的内涵，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生活的乐趣，而不仅仅是拼搏的苦与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