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走的时候又威风又神气的老伴也已经70岁了。
由于右眼在几十年前的事故中瞎掉了，左眼的视力在他老了以后也急剧下降，他看报纸要戴上眼镜，把三个放大镜绑在一起才能看清楚。
他看着我大哥一家的照片，也总是念叨，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儿子了，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说什么也要找到儿子，给儿子一点补偿。
可那时与大陆通信都要七转八转，经过很多伪装才能寄到我们手里，找孩子这种事儿我们不回去恐怕根本无处查找。
再接到大女儿的电话，我就忍不住把她在大陆还有个哥哥的事儿告诉了她。
女儿听了半天才说，妈妈，你可真够可以的，当年为了爸爸能把那么小的孩子扔下就走。
女儿那时在美国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做了母亲的她当然知道与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是种什么样的残忍。
可是，我没有办法，女儿，我当时要不舍下孩子，就要失去你父亲，再说，他们告诉我几个月以后就会回来，要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面对大洋彼岸女儿的不理解，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解释，女儿她们这一代人也很难理解，毕竟，那是过去了的历史。
女儿沉默地放下了电话，但是她答应再托那个青岛的朋友帮我查查看，而我能够提供的只有那个奶妈的名字，“刘翠梅”和我儿子的乳名“金金”。
整整一年，一直到1988年女儿回台湾过春节时，大陆这边才有了确切消息，那个奶妈早已不在人世，她倒是有四个儿子都活着，其中有一个当初送给了别人收养。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
过春节的时候接到这个信儿，让我悲喜交加，那时候台湾已经允许回大陆探亲，我和老伴商量说什么也要回一趟大陆，亲自去寻访儿子的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