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四十年》6.叛逆者(18)

我接过电话一听,是我原来的一个老部下,他已经办好了手续在上海定居,无意中同我侄子聊起来,才知道我还在台湾。

那个老兵在电话里哭了。

他说:“长官,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年退役时你送给我的小锦旗到现在还在我的行李箱里,这些年来颠沛流离,我丢了很多东西,但是,从来都把它保存得好好的。”

“我知道那是你对我的鼓励和祝福,这些年来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现在我找到了亲人,已经在上海的家中定居了,老长官,你年纪也不小了吧,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到时候给我个信,我到机场去接你,我们在大陆再见。”

老兵的话当时让我泪流满面。后来我握着话筒只一个劲儿地点头,根本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

我只知道他约我在大陆再见。

这也是我此生此世最后的心愿,我相信这一天也不会远了。与何知春先生告别,我走上上海繁华的大街。

远处近处闪烁的霓虹灯和眼前不断走过的年轻的男孩女孩,让我顿觉屋里屋外两个多么遥远的世界啊!

那段沉重的往事锁住了那么多想要飞越海峡的翅膀,而这翅膀承载的是多少无声的叹息。

有时候,我想,白发、眼泪、老去的男人和女人,在岁月的长河里究竟占多大的比重?为什么总要有这样的阴影使并不漫长的人生变得遗憾大于满足,分离多于相聚。

这绝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我想起那些使民族走上这样一条路的始作俑者,他们又何尝不是为人子为人父的,有家难回,有高堂在却无以回报,这岂是一个“痛”字可以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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