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采访前我已经同他的侄子，上海某杂志社的一个编辑谈过多次，的确，这位老人的经历与个性应该算作比较罕见，尤其是在去台的老兵当中。
约好在他上海的侄子家中见面，我如期而行。
早就听他的侄子讲过，老人每次回来都不到宾馆订好的房间去住，偏要与侄子一家挤在一个两居的房子里，为的是能与侄子彻夜聊天。
我在想，40年啊，他该有多少话想要跟家乡的亲人讲。
见面我对这位仪表堂堂的何先生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时他一改电话里的谨慎和吞吞吐吐，他说看来我们之间的确有缘。我从小生在一个封建色彩特别浓厚的家庭。
那时，我们家在黄浦江边拥有十几条渔船，我爷爷跟我父亲都是江边出了名的渔霸，家里也很有钱。
因为我前面的两个哥哥，出生后不久都夭折了，所以，我的出生给什么都不缺，可就是缺香火的何家带来了莫大的欣喜。
他们给我取小名叫“狗屎”，就是希望我是连狗都不稀罕的贱命，让我不至于像前面的两个男孩那样很快夭折。
我是在爷爷和父母两代人的极端娇宠溺爱中长大的。读了几年私塾，因为过于调皮捣乱，让先生送回家再也不收我。
9岁时家里给我买了一个逃荒的女孩，可能是11岁吧，做童养媳，可是我不干，与爷爷吵架，要撵那个小女孩走。爷爷气得拿着剔鱼的刀在码头上追我，要宰了我，我一头扎进黄浦江才算逃掉这一切。
当时，因为我读过书，所以，满脑子的新鲜主张，要求男女平等，要求婚姻自主，更看不惯我们家里男人吃饭，女人旁边伺候，还有大小错都要在爷爷面前被罚跪责打的封建礼教，我因为从小被惯坏了，所以，叛逆的性格就更加无法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