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不是拐我跑，是我要跟着你跑的，你不是喜欢我吗？那你为什么不敢带我走？” 吴老太说着扔出一颗“八条”，神闲气定地看着眼前即将“和”起来的牌。
要不是她自己这样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几十年前要跟着情人私奔的那个富家小姐，跟眼前这位镇定自若，神态超脱的吴老太太合二为一。
她说着那充满悲壮的过去就像在谈别人的历史。
这也许就叫做岁月悠悠吧。
什么样的浓烈，什么样的悲情都会在岁月中层层淘洗，最后只剩下一些斑驳的暗礁，如果不触动它绝不会浮出水面。我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冬天，晚上他送我回了家，谁知我父亲一见他就骂他没有良心，说他父子俩都是我们家养起来的，到这时竟反咬起主人来了。
为了让跑出来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的我在他那儿吃上一顿饱饭，他把棉袍都拿出去当了。
从小娇生惯养的我根本不知道那些奶油点心，是他的棉袍换来的。后来，到了我们家我才发现只穿着件夹袍的他手都冻僵了。
我一心想让他进去暖和一下，可我父亲把他堵在门外骂个不停，我看着他含着泪默默地回头走了，瘦瘦的身影一晃一晃的，很长。
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从此，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19岁那年，我嫁给了那个新加坡富商的儿子，可由于他喜欢上海，不想回新加坡，所以，我们就在上海安下家来。
我结婚第二年，上海便解放了，我父亲根本没有来得及转移什么家产，便被政府给收编了，他成了工商界的积极分子，但是，他很快便去世了。我母亲是1971年去世的，他们两个到死都没有再提那个账房的儿子，可能他们早已经把他给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