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3:关键问题》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凯恩斯主义的真相与陷阱(5)

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视作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20世纪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可以视作“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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