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视作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20世纪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可以视作“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