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市场逻辑被扩展运用到物质商品以外的领域时，它必然要“进行道德买卖”，除非它想在不考虑它所满足的那些偏好的道德价值的情形下盲目地使社会功利最大化。
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认为，市场的扩张使得市场逻辑与道德逻辑（也就是解释世界与改善世界）之间的区分变得更为复杂了。经济学的核心原则之一乃是价格效应：当价格上涨时，人们就会少买东西；而当价格下跌时，人们就会多买东西。在我们谈论诸如平板电视市场的时候，这项原则在一般意义上讲是可靠的。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把这项原则运用到那些受非市场规范调整的社会惯例——诸如按时去托儿所接孩子——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可靠了。当迟接孩子要支付的价格上涨的时候，迟接孩子的父母反而增加了。这个结果表明，规范的价格效应是有错误的。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把一种物品市场化会改变它的意义的话，那么这种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了。给迟接孩子的事情定价，改变了这里的规范。曾经按时接孩子被视作道德义务（不给老师带来不便）的那种东西，现在却被看成了一种市场关系，其间，迟接孩子的家长只需要向老师支付延时的服务费用就可以了。作为一种结果，激励措施在这里反而使迟接孩子的父母增加了。
托儿所的例子表明，当市场侵入非市场规范所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时，规范的价格效应便会失效。增加迟接孩子的（经济）成本，并没有减少迟接孩子的父母，反而增加了。所以，为了解释世界，经济学家就必须弄清楚，给某种活动定价是否会把非市场规范排挤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还必须对影响某种特定做法的各种道德认识进行调查研究，并确定（通过提供一种金钱的激励措施或一种非激励措施）把这种做法市场化是否会取代那些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可能会承认，为了解释世界，他/她必须研究道德心理学或道德人类学，也就是必须弄清楚相关领域所盛行的是什么规范以及市场会如何影响它们。但是，为什么这意味着要考虑道德哲学？基于以下理由：
在市场侵蚀非市场规范的地方，经济学家（或某个人）就必须确定这是否代表我们失去了我们应予以关注的某种东西。我们是否应当在意：家长是否不再为迟接孩子而感到内疚，并是否应当用一种更为工具性的方式来看待他们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如果付钱鼓励孩子读书会使孩子把读书看成是一份赚钱的工作并且会减少读书本身的乐趣，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在意呢？问题的答案会依情形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个问题使我们不只是对某种金钱激励措施是否会起作用这一点进行预测。它还要求我们对下述问题做出道德评价：金钱可能会侵蚀或将其排挤出去的态度和规范具有何种道德重要性？非市场规范和预期的缺失是否会以我们感到懊悔的方式改变那种活动的性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应当避免把金钱激励措施引入这种活动之中，即使这些措施有可能带来某种好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相关活动以及界定该活动的规范的性质和目的。即便是托儿所在这个方面也各有差异。在一个合作性质的托儿所中，父母们每个星期都会自愿花几个小时去做义工；而在一个传统的托儿所中，父母们则会付钱给老师让他们去照顾孩子，尔后去干自己的事情。因此，就一个合作性质的托儿所与一个传统的托儿所相比较而言，取代人们对彼此义务的共同预期会给前者带去更多的伤害。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处于道德领域之内。为了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依赖金钱激励措施，我们需要追问这些激励措施是否会腐蚀那些值得我们予以保护的态度和规范。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市场逻辑必须变成道德逻辑。不论如何，经济学家必须“进行道德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