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与费用之间的差异何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罚金所表达的是道德上的责难，而费用只是不含任何道德判断的价格。当我们对乱丢废物的人科以罚金的时候，我们是说：乱丢废物是错误的。把啤酒罐随手丢进大峡谷（Grand Canyon），不仅要科以清理费用，而且也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所不予鼓励的一种恶劣态度。假设这种行为的罚金是100美元，而且一个富有的徒步旅行者认为，为了不用拿着空罐子出公园这一便利，花这么多钱是值得的。他把罚金看作一种费用，因而把啤酒罐随意丢进大峡谷。尽管他付了罚款，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他做错了事。由于他把大峡谷看成是一个昂贵的垃圾丢弃站，所以他的这种观点表明，他没有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去理解它。
或者，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专门留给残疾人使用的停车位的问题。假设一个忙着要去签约的健康人想在其建筑工地附近的地方停车。为了把车停在专门留给残疾人的地方这一便利，他愿意支付一笔颇为高额的罚款，因为他把这笔罚金视作做生意的一种成本。尽管他付了罚款，难道我们就会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没有错吗？他对待罚金的态度，就好像它是一笔昂贵的停车费用。但是，这里丢失了其间的道德意义。由于他把罚金看成是一笔费用，所以他既没有尊重残疾人的需求，也没有尊重社会通过留出停车空位而方便残疾人的欲求。
21.7万美元的超速罚单
当人们把罚金视作一种费用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鄙视罚金所表达的那些规范。社会对此常常都会予以回击。一些富裕的驾驶者把超速罚单看作他们为了随意飙车而支付的费用。在芬兰，法律明确规定罚款金额以肇事者的收入为基础，并以此反对上述那种思维方式（和驾驶方式）。2003年，尤西·萨洛诺亚（Jussi Salonoja），一位27岁的香肠业继承人，因为在限速每小时40公里的路段上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而被罚款17万欧元（当时约合21.7万美元）。萨洛诺亚是芬兰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年收入高达700万欧元。此前，最昂贵的超速罚单纪录是由诺基亚移动公司的一位主管安西·万约基（Anssi Vanjoki）创下的。2002年，他因驾驶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在赫尔辛基超速行驶而被罚款11.6万欧元。当万约基事后证明其收入因诺基亚公司利润缩水而被减少之后，法官才降低了罚款数额。
芬兰人的这张超速罚单之所以是罚金而不是费用，不只是因为它们根据收入进行浮动这个事实，而是因为隐含在其背后的道德谴责，亦即违反限速规定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判断。累进所得税也根据收入浮动，但它们却不是罚金；它们的目的在于提高国家税收，而不是一种通过惩罚来创收的活动。芬兰所开出的这张21.7万美元的超速罚单表明，社会不仅希望违法者能够支付危险行为的成本，而且也希望惩罚与罪责相符合——以及与违法者的银行存款余额相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