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维尔知道塞米永在担心什么。三月份的时候，有天早上气温降到冰点以下，他的母亲穿着薄薄的便服和拖鞋离开了公寓，两个小时后她回来了，却记不起去哪了。后来还是与她母亲同住一间公寓的室友奥尔佳给帕维尔打的电话。“她现在是安全的，这是最重要的。”奥尔佳说。等到帕维尔赶到的时候，医生已经给他母亲做完了检查，说她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意识丧失。即便是现在帕维尔还是觉得很难相信，虽说后来被帕维尔拉到一旁的医生看上去挺乐观的。“有可能是低血糖，或者焦虑引起的。如果你的母亲年纪再大些，或者她是个酒鬼，我还有可能会担心。”他耸耸肩膀，“喏，如果这种情况又发生了一次，我们再去担心，好吗？”而事实上帕维尔的母亲从那时到现在一直看上去非常正常、非常健康。
“我也担心你，帕沙，”塞米永说，“坦白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她和你一起住。”
“我告诉过你的，她喜欢她住的那个地方。你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固执。”
塞米永抬抬手，不再继续这个话题：“真好玩，那天我还在想，当年你和你的母亲与那么多家庭一起挤在罗申那儿恐怖的小房间里。上帝，那个鬼地方。那时你多大？十一岁，十二岁？”
“十三岁。”帕维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