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外的闲话之二
该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低迷的时期。一场风暴过后，有的人提出来“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同时提出“要用笔绿化全国”的口号。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文化人重新嗅到了某种气味。
这年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聚会，迎接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撞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像叶楠等友人那样酒后高声喧闹。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我说，“像只无言的醉猫！”
“在二十多位友人中，他显得最腼腆。”妻说。
“那是老虎装猫。”
“何以见得？”妻说。
“你看他的《红高粱》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吗？猫的柔顺不过是他的外壳罢了。”我说，“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
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立刻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其所能。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莫言的躯体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他是个真正可以信任的朋友。事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的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的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虽已黯然失色，但在1991年的特殊时日，“华艺”能把这些属于“可以清理”的作家捆绑在一起，并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
记得，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
我说些什么今天已然记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在我的认知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如日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