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解人》王朔——躲避崇高(6)

抡和砍(侃)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物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他把读者砍得晕晕乎乎,欢欢喜喜。他的故事多数相当一般,他的人物描写也难称深刻,但是他的人物说起话来真真假假,大大咧咧,扎扎剌剌,山山海海,而又时有警句妙语,微言小义,入木三厘。除了反革命煽动或严重刑事犯罪的教唆,他们什么话——假话、反话、刺话、荤话、野话、牛皮话、熊包话直到下流话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语言游戏的话——都说。(王朔巧妙地把一些下流话的关键字眼改成无色无味的同音字,这就起了某种“净化”作用。可见,他绝非一概不管不顾)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锐却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尖,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他们的话乍一听“小逆不道”,岂有此理;再一听说说而已,嘴皮子上聊做发泄,从嘴皮子到嘴皮子,连耳朵都进不去,遑论心脑?发泄一些闷气,搔一搔痒痒筋,倒也平安无事。

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不知道这是不是与西方的什么“派”什么“一代”有关,但我宁愿认为这是非常中国非常当代的现象。曲折的过程带来了曲折的文学方式与某种精明的消解与厌倦,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样的膨胀的文学气球或飘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气,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他赢得了读者,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很难说成清新,不妨认作“浊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和光同尘。大贤隐于朝,小贤隐于山野,他呢,不大不小,隐于“市”。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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