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没有人说过的是，幻化、荒诞化是把小说与人生间离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一开篇，作者就强调“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经历过一番梦幻”“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一方面强调不失其真，未敢失其真，一方面又强调不可当真，不过是供“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而已，这就给创作主体留下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大的灵活性，留下了极大的艺术创造力纵横驰骋的余地，留下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也为读者留下了欣赏与阅读即进行二度创造的自由。这就不像我们的一些聪明的呆鸟，强调创造就一口否定写实，强调娱乐“玩文学”就一口否定教化及其他一切功能，强调艺术形式就一口否定一切内容……或者正相反地进行只讲另一面理的批判。
间离了才好“把玩”。所以精神病医生不能去欣赏患者的疯狂美，但是戏迷们能欣赏舞台上赵玉蓉的装疯。间离了作者也才能自由。完全地写实，写作本身变成了一种介入、投入，乃至变成了一种舆论一种“大众传播”、一种“态度”、一种“站队”，就必然会碰到一系列世俗人生中的问题。涉嫌不敬，涉嫌溢美，涉嫌揭人隐私，涉嫌泄己私愤，涉嫌造舆论，涉嫌呼应直至涉嫌提倡异端与犯上做乱……曹雪芹有几个脑袋敢去以身试文字狱！而且小说毕竟只是小说，至少首先是小说，虽然不如起诉书或辩护词那样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却因为失去了这种针对性而获得了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写小说就要把小说当小说写，而不是当檄文当救世秘方当判决书写，《红楼梦》摆在案头，您就“把玩”“把玩”吧。反正是：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又道是：“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