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兴替,总是因于时势的。在汉代,儒学虽然独盛,然而在后汉时,贵戚专权,政治腐败,实有讲“督责之术”的必要。所以像王符、仲长统、崔寔等一班人,其思想颇近于法家。后来魏武帝、诸葛亮,也都是用法家之学致治的。在思想上,则有王充,著《论衡》一书,极能破除迷信和驳斥世俗的议论却不专谈政治。这是其所研究的对象有异。至其论事的精神,则仍是法家综核名实的方法,不过推而广之,及于政治以外罢了。
在汉代,史学亦颇称发达。古代史官所记,可分为记事、记言两体。现今所传的《尚书》是记言体,《春秋》是记事体。又有一种《帝系》及《世本》,专记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这大约是《周官·小史》所职。《左氏》、《国语》,大约是《尚书》的支流余裔。此外便是私家的记录和民间的传说了。在当时,是只有国别史,而没有世界史;只有片段的记载,而没有贯串古今的通史的。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兼及各国的事,似乎有世界史的规模,然而仍只限于一时代。到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才合古今的史料,而著成《太史公书》。此为此书之专名。《史记》二字,乃当时史籍的通称,犹今人言历史。《太史公书》,为《史记》中之最早出者,故后遂冒其总名。这才是包括古今的、全国的历史。在当日,即可称为世界史了。《太史公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后人去其世家,而改书之名为志,所以称此体的历史,为“表志纪传体”。班固便是用此体以修《汉书》的。但其所载,以前汉一朝为限,于是“通史体”变为“断代体”了。兼详制度和一人的始末,自以表志纪传体为佳;而通览一时代的大势,则实以编年体为便。所以后汉末年,又有荀悦因班固之书而作《汉纪》。从此以后,编年和表志纪传两体,颇有并称正史的趋势。可看《史通·古今正史篇》。
文学:在古代本是韵文先发达的。春秋战国时,可称为散文发达的时代。秦及汉初,还继续着这个趋势。其时如贾、晁、董、司马、匡、刘等,都以散文见长。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则别擅长于词赋。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求句调的整齐、词类的美丽,遂开东汉以后骈文的先声。诗则古代三百篇,本可入乐。汉代雅乐渐亡,而吟诵的声调亦变。于是四言改为五言。而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楚之讴,命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其后文学家亦有按其音调,制成作品的,于是又开出乐府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