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1898年前后，在华的外交官大都换了新面孔，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保护并扩大他们的利益。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对中国的内政毫不了解或者根本就漠不关心，他们对中国的礼仪和文化没有丝毫的尊重而经常以对待非洲人的手段进行恫吓和交涉。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1875年，慈禧太后的独生子同治皇帝死的时候，因为没有留下子嗣而给皇位继承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按常例，同治是“载”字辈，应当从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中挑选继承人为嗣（同治名载淳，光绪名载湉，宣统名溥仪）。当时在溥字辈中，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最大，按理应当立他，但这个提议遭到奕劻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在血缘上差了很多。慈禧太后也反对由溥伦继位，她的想法是一旦立了“溥”字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能垂帘听政而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慈禧太后的坚持下，醇亲王奕澴的长子载湉被立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光绪，主要原因是光绪的母亲乃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于操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光绪承继的是咸丰皇帝的帝位，这样，慈禧太后便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打破了祖制并引发了“礼仪”之争的问题，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同治死后无嗣，而光绪承继的是咸丰之位，那同治的位置就尴尬了，因为到了他那里等于“断了后”，而同治的皇后（状元崇绮之女）更是麻烦，她这个皇后当得不明不白，最后被迫在同治死后的次年吞金自殉。
在同治和皇后大葬之后，一位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在一座废庙中仰药自殉，以“尸谏”的方式抗议慈禧太后破坏祖制，并留下遗疏指责其贪恋权位，罔顾亲情，不给同治皇帝立后，实为酿成大错。这事发生后，举朝震惊，而自知理亏的慈禧太后只得拟定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诏称光绪承继咸丰大统为嗣皇帝后，等生有皇子后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也就是说，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光绪进宫时只有四岁，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慈禧还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据宫中的太监说，光绪称慈禧太后“皇爸爸”，但慈禧在教育孩子方面并不是什么行家里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由于慈禧至高无上的威权，她在对待光绪的教育方法上也是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