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第三章(4)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歉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最严重的,即,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其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所见,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灾民,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出现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流民图。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他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但是,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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