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车来到李小阳的粮店。屋子里一片漆黑，李小阳一定是和好面回家了。我喊值班的朱师傅开门，把李小阳的自行车交给朱师傅，转身往火车站跑。可当我气喘吁吁地到了火车站售票处，才想起来，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
去哪呢？去哪呢？
我像一头困兽，在售票处焦急地走来走去。当我听见有人说到“北京”两个字，我猛然想到了天安门。对，我要去北京，去看天安门。我是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孩子。如果哪天我死了，这辈子连天安门都没见过，那可就太亏了。
我不再多想，挤进去，买了张九点五十分去北京的火车票。
出门，我看了看火车站上方的大钟，时针才指向七点半。就是说，火车还有两个多钟头才开。我蹲在候车室外面的一堵墙下的阴影里，不知道剩下的这段时间干点什么好。我想到了家里的爸妈，他们一定很着急，继而，想到如果汤司令把伤养好了又找不到我，会不会拿我爸妈撒气？到那时候，可就不是砸我家的窗玻璃那么简单了，我爸妈的生命，可能都有危险。如果他们有个三长两短，那么，罪魁祸首就是我。
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
我不该留给他反攻倒算的机会，就像当初打刘军涛。要打就打他个服服帖帖，让他永远见着我打哆嗦。我现在很后悔。那么，给他来个“回勺”怎么样？如果我现在马上去抓他，也许时间还来得及。之前，我听说过，社会上的人打架，只要谁敢打“回勺”，对方一辈子都会对你心有余悸，见了你腿肚子就转筋。
我猜测，汤司令很可能会去“四院”看病，那是长江冷面店附近唯一的一家大医院。我来不及多想，撒腿就跑。我感到嗓子干咸，喉咙里像开了锅似的沸腾着。
我冲进“四院”一楼的急诊部。电工刀就藏在搭在我胳膊上的海军灰青年服里。在门前，我学着刚才的样子，闭上眼睛又做了个深呼吸。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着大眼皮和刘军涛等一大帮人，他们在抽烟。当他们看见我瞪着血红的眼睛，掰开电工刀冲过来，全都猛地站起身，呼啦一下，纷纷顺着侧门的楼梯“咚咚咚”地抱头鼠窜。
